趙武靈王在推行胡服騎射的過程中，通過在全國，特別是在北方近胡地區人民中招募善於騎射的人，改組部分步兵為騎兵；收編邊地遊牧族的胡騎等途徑，迅速建立了一支強大的騎兵部隊。並通過在代地經營胡馬和迫使林胡王獻馬等渠道，獲得了大批良馬，為騎兵部隊的建設提供了重要保證。
隨著軍事改革的發展，趙國的軍事力量迅速得到加強，多年來被動挨打的局麵為之一變：趙於東北攻滅了“心腹之患”中山國，西北打敗了林胡、樓煩。趙國一躍而成為北方的軍事強國，其軍事力量並影響到武靈王死後的若幹年，以致在大國“縱約”瓦解，各國獻地事秦之時，趙尚能屢敗秦軍，威懾匈奴。
胡服騎射的影響不僅對當時，它對以後中國社會的發展也產生了十分積極的影響。
趙武靈王“胡服騎射”是我國古代軍事史上的一次大變革，被曆代史學家傳為佳話。特別是趙武靈王以敢為天下先的進取精神，在中原王朝把少數民族看作“異類”的政治背景下，在一片“攘夷”的聲浪中，力排眾議，衝破守舊勢力的阻撓，堅決實行向夷狄學習的國策，表現了作為古代社會改革家的魄力和膽識。“胡服騎射”不但成就了趙武靈王的功業，更使趙國強大起來。所以，一個真正睿智的管理者敢於在適當的時機，變通改革，提高自己企業的生命力與活力，使企業能夠更加長足的發展。因為，良好的、適當的應變將會使企業、使管理者本人走得更加長久。
應變力幫你走得更遠
趙武靈王的成功，在於他能夠通權達變，突破常規。曆史上這樣做的不乏其人。例如秦國的崛起。秦人建國後，在春秋中期曾出現繁榮昌盛的局麵。但隨著周文化衰落的時代走勢，按照周製立國的秦，在穆公之後很快也衰落了。社會經濟的發展落後於關東各大國。反映在加速井田製瓦解，土地私有製產生的賦稅改革也遲於關東各國很多。如魯國“初稅畝”是在公元前594年，秦國的“初租禾”是在公元前408年，落後186年。麵對落後挨打的現狀，秦自獻公時代便開始鼎新，實行改革，並取得初步成效。秦孝公即位後，與時俱進，以一個政治家高遠的眼光，進一步把改革事業推向縱深。在他支持下實行的商鞅變法，使秦國打了一個徹底的翻身仗。從此秦由落後變為先進，成為時代的排頭兵。
而商鞅改革正是在奴隸製將要崩潰解體之際，抓住時機，變通革新，他的一切措施，以田製改革為先。經濟先行恰好適應當時秦國的生產力狀況和現實情況，地廣人稀，國有土地有餘，乃可以占地為誘餌吸引周邊貧民湧入秦國，轉變為地主，再以此為基礎，獎勵軍功，誘秦人從軍征戰，一專於內，一專於外，故秦國既富且無敵。這樣的改革，正是依據法家理論中因應時勢、根據實際情況而作出的改革，因此盡管遭到舊貴族的反對，但仍以其顯著的成效而得以推行下去，而再無可反悔，這就是商鞅改革不會人亡政息的真正原因。
世事滄桑，秦之商鞅變法奠定了民族統一大業。風雲際會，當代企業管理者們麵對競爭激烈的市場，更應以良好的應變力展示當代企業家的風采。
泰戈爾說：“那些僅僅循規蹈矩地過活的人，並不是在使社會進步，隻是在使社會得以維持下去。”鄧小平也說：“我們之所以能夠打敗蔣介石，就是不講老規矩，不按老路子打，一切看情況，打贏算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