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說，作為企業的管理者不但要勇於打破陳規舊習，更要善於開拓進取，與時俱進。回顧中國企業發展曆史，我們就可以看到：中國的企業家們不僅以磅礴的氣勢向世界展現了中國企業不斷發展的曆程，更以寬廣眼界觀察世界，以海納百川的胸襟擁抱未來，表現了企業家們堅定地站在時代潮流前頭的非凡氣度；展示了在改革開放不斷深入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蓬勃發展的情況下，企業家們勇於迎接挑戰、努力開拓進取的宏偉氣魄；昭示了企業家們繼往開來、與時俱進，決心在風起雲湧的世界商業浪潮中展示中國企業的魅力。
事實上，一個積極開放的人比一個保守封閉的人更能贏得他人的關注和喜愛，也能交到更多的朋友。所以，隻有擁有開放的性格和與時俱進的思維模式，才能適應不斷變化的世界和不斷變化的生活。
北宋改革家王安石認為：萬物的根源來自脫離人們意誌而獨立存在的自然界，認為事物處在矛盾對立之中，這是萬物得以發展變化的本因。這些構成了王安石變法思想的哲學基矗他提出變法的口號是：“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天變不足畏”指的是天人不相關，各有其道。自然界的災異與人類社會的動亂同時發生，是偶然的巧合，二者沒有因果聯係。“祖宗不足法”是針對司馬光一再要求的“謹守祖宗之成法”而提出的。
王安石認為，製定法律製度的目的在於使天下安寧，民富國強。宋朝建立法律製度的宗旨應該因時製宜、因事製宜。為了摒棄流俗異論，王安石提出“人言不足恤”。國家立法不能受“人言’左右，應以國民長遠利益為標準。如果以人言為恤，則不能製定善法。
無獨有偶，理學家朱熹就提出了“因時製宜”的變法理論和改革主張。建議用區分“天理”、“人欲”的方法來裁判曆史，他認為夏、商、周三代是“天理流行”的時代，三代以後是“利欲之私”泛濫的時代。他要求效法三代，改革時弊，重建“天理流行”的盛行。在變法的指導原則上，他指出封建的綱常禮教是本，法律製度是末，不能本末倒置。在朱熹看來，變法不過是改變人心的一個條件。改革時弊的根本方法是改變人心。要盡除人們的私欲，光靠法律製度是不夠的。他認為三代以後“心術”不正的原因是“尊君卑臣”。要采取措施限製君主的專斷之權。
同樣，在今天，因時製宜、因人製宜、因地製宜的處事之道也被人們廣泛認同並接受。
“通權達變”的方式解決了一係列特殊性的問題，即具體問題應具體分析，不同情況不同對待。“權變”思想主要是為了起到“通”與“達”的作用。即是對人們行為的一種取舍，要求人們知法度而不拘泥於法度，明事理而不淤滯於事理；知進退，善變通；允中厥，不極端；動靜相宜，行止有度。
應變力實為管理者不可或缺的一種軟實力之一。行走於商場，本來就是一場非常艱巨而嚴峻的考驗，並且世間萬物紛然而龐雜難以一概而論。雖然從人生的進取層麵來看，為人自然應該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如臨深淵；但在具體的實際行動上則應遵循“權變”的原則，不應執於一端，否則東向西望難見西牆。市場的複雜和形勢的多變，要求管理者在不同的情況下采取不同的應對措施，惟有靈活掌握“權變”的通達，才能真正做到進退自如。所以說，應變力有多強，管理者就能走多遠。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