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流派和學說，紛紛把注意力向著越來越早的童年期推進。人格分層理論認為，最原始、最先發展起來的心理機能位於人格結構的深部和內層，而那些高等、複雜的心理機能則位於外層。內層不易受環境影響，難以受意誌控製；外層卻相反。場理論將人的心理發展看作人格和環境的函數；由此得出的推論是：越是靠近人格尚待形成的早期，環境就越表現為壓倒性的決定因素。生理早產說把人出生後的一年稱為"子宮外的胎兒期"，因為，人出生一年以後，才能達到一般動物出生時的能力水平。這就似乎表明，人的出生期比生物學的自然產期提前了一年！粗略而合理的解釋是：人需要盡早認識自己的環境。但這也意味著，
人被過早地暴露於各種可能的危險之中。人作為萬物精華，既得到大自然的寵愛，也必須為此付出代價，承受相應的獨特命運。關於兒童早期經驗對於人格形成和發展的重要性，發生認識論向我們提供了一個有力的綱領。在批判傳統認識論的過程中，發生認識論形成了自己的理論路線：傳統認識論局限於"認識是什麼"的問題，而未能觸及"認識如何發生、變化、發展、建構"的問題。傳統認識論局限於高級認識水平，看不到認識本身的發生和建構過程，更不可能了解：認識的發生和建構隻有通過主、客雙方——亦即個體和環境——的相互作用才能進行。例如，同樣是嬰兒，在不同環境中會發育成完全不同的結果：在人類中會發育成正常的人，而在狼群中則會發育成完全無法與人相提並論的狼孩。但是反過來，狼孩畢竟不是狼，人在狼群中不可能真正變成狼；同樣，狼在人群中也不可能變成人。發生認識論受到大量自然科學學科和社會科學學科的有力支持，尤其受到量子理論、"文化－基因協同進化論"等前沿學科的有力支持。
對發生認識論真正有力的支持，來自心理學（包括精神分析）本身的進展。關於發生認識論對兒童期極早階段的運用，一位精神分析學家曾作過傑出的表述。在我們每個人出生後的頭一年，存在著一個所謂"原始存在"。這一"原始存在"並非確定的某物，而是母－嬰關係從無到有的邏輯結果，是母親和嬰兒相互適應對方需要的產物。母親具有某種個人特質，嬰兒也具有遺傳而來的某種特質。這兩種特質的相互適應是嬰兒生存的前提，它在嬰兒身上造就了"原始存在"——"一個居於所有其他心智發展之前的零點"，"一個不變量，它的變異將會向各發育序列賦予一個不變的內部形式和核心"。諾曼·N·霍蘭德：《後現代精神分析》，潘國慶譯。上海文藝出版社，1995年，第49頁。從這一表述可以得出一個更為驚人的推論：一歲（而不是三歲或五歲）已經遲了！換句話說，一位健全的"發生學的母親"，或者說一種健全的"發生學的母愛"，對人的人格及命運將產生決定性的作用。
此處談到精神分析對發生認識論的闡釋，並非偶然。本來，精神分析與發生認識論並無直接聯係。然而，精神分析似乎創造性地運用了一種發生認識論原則，去理解人的人格及命運。在精神分析內部繁多的學派之間，無論是傳統的弗洛伊德學派，還是持有文化相對論的新弗洛伊德學派，無論是阿德勒、弗洛姆、霍妮，還是萊恩、羅洛·梅，還是哈特曼、艾裏克森，都無一例外對兒童期予以高度的重視。關於兒童早期經驗與人格發展及人之命運的關係，整個廣義的弗洛伊德學派作出了最卓越的貢獻。正是這些貢獻為我們提供了有力的幫助，讓我們有可能相對準確地認識卡夫卡童年經驗中的豐富內涵，把握他的人格，理解他的命運。不知是否由於曆史的巧合，兩位與卡夫卡同時代、同國家、同屬猶太人的精神分析大師為我們理解卡夫卡作出了重要貢獻，這兩位大師就是弗洛伊德和阿德勒。弗洛伊德篳路藍縷，阿德勒則以巨大的勇氣和真誠發動了對他的叛逆，使精神分析運動開始向人之存在、生存和生活問題的深處突進，然而曆史證明，他們實際上是在相互支持，而且最終是殊途同歸。在這場精神分析向"生活世界"的挺進中，另外兩位與卡夫卡"有緣"的曆史人物發揮著根本性的作用，其中一位是與卡夫卡緣份極深的克爾愷郭爾，他是卡夫卡的精神先驅和同路人；另一位則是奧地利猶太人，比卡夫卡晚生一年的奧托·蘭克，他被弗洛伊德視如親生兒子，是精神分析運動創造性的天才和傳人。當代重要思想家Ｅ·貝克爾在他的辭世傑作《反抗死亡》中對上述人物進行了創造性的闡釋，他的工作表明，主要由於這些人物的重要貢獻，在生存論（即存在主義）、精神分析和宗教神學三大思想源流之間，已經形成意義深遠的"人學綜合"，這一綜合提供我們關於現實世界中人之存在、生存、生活及其意義的豐富思想，使我們得以在人類文明的背景上，在社會曆史進程中，深刻探索和理解人類個體的人格和命運之謎。參見E·貝克爾：《反抗死亡》，林和生譯。貴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事實上，《反抗死亡》一書(包括貝克爾的其他工作)正是這一"人學綜合"中極為重要的組成部分。關於"生存論"一詞見下條注釋。這一"人學綜合"，也是我們理解"卡夫卡問題"的寶貴鑰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