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有公信力的法院；
第二，有代議製的政府；
第三，有真正開放的媒體；
第四，有明確的產權關係。
這樣的話這個社會才能真正地和諧。所以他說整個社會，包括政府官員，需要的是智慧，我們政府官員經常用的是權力，而不是智慧；他說老百姓需要的是理智，而學者需要的是品格。
說到學者的品格，我們的許多學者沒有品格，所以才會出現抄襲成災。一個社會很多東西可以墮落，但是學院、醫院、法院是不能夠墮落的。這幾個地方一旦墮落，社會就再也不能和諧。所以這裏就涉及一個信仰問題，信仰真理和信仰法律的問題。
第二句話說，“我的祖國就是我的打字機。”因為猶太人幾千年流離失所，無家可歸，他們沒有祖國，祖國就是打字機中的文章，就是回憶，所以每個人都要捍衛自己的回憶。所以他們有大屠殺紀念館，因為通過這種回憶，通過這種對曆史的記憶，每個人才能吸取教訓。
我們中國人可悲的不是沒有記憶，不是沒有曆史，而是我們沒有史觀。我們很多所謂的學者，其實是把曆史庸俗化了。現在都是帝王熱，什麼明朝那些事兒、清朝那些事兒，曆史都被娛樂化了。因為我們沒有史觀，所以就動不動拿曆史的小故事來娛樂觀眾。一個有史觀的人，在判斷曆史人物的時候，不應該把那些大人物的缺點給掩飾了，應該發現平凡中的不平凡，發現偉大中的渺小，不應該把小人物身上的優點統統貼在大人物身上，應該為那些被壓迫的、被汙辱的、被欺負的受害者，給他們一個出庭做證的權利，讓他們對那些曾經傷害過他們的人進行批判。這樣的一個史觀，我覺得才是一個偉大的史觀。而且我覺得我們不應該把那些血腥、暴力、黑暗、陰謀——這種曆史中的教訓，用來宣揚黑暗與陰謀的，我們更應該超越，讓我們每一個人都能看到光明，看到溫暖，看到智慧。這樣的話，我們的曆史才能進步，我們中國人才能真正走出曆史的宿命。
一個猶太社會學家，叫西格蒙特·鮑曼，他說過這樣一句話，他說主宰一個社會的有兩種東西，一種是主流意識形態，一種就是大眾文化，大眾文化或者市民文化在主流意識形態的縱容之下，想方設法地讓老百姓都變成快樂的豬。一旦老百姓變成快樂的豬以後， 主宰這個社會的就變成了政客，他們就可以為所欲為，就可以貪汙受賄，並堂而皇之，失去監督。而知識分子，就是中間的橋梁，一邊要批權力腐敗，一邊又要批媚俗化、庸俗化。知識分子應該用他們的知識和智慧來武裝人們的頭腦，讓世界感到溫暖，感到關愛，這就是這句話帶給我們的啟迪。
我曾經在中山大學作過一次演講，演講中我對當代的中國作家和知識分子提了三個問題，凡是能夠回答這三個問題的人，將來他的作品一定會有力量。哪三個問題呢？
第一，有公信力的法院；
第二，有代議製的政府；
第三，有真正開放的媒體；
第四，有明確的產權關係。
這樣的話這個社會才能真正地和諧。所以他說整個社會，包括政府官員，需要的是智慧，我們政府官員經常用的是權力，而不是智慧；他說老百姓需要的是理智，而學者需要的是品格。
說到學者的品格，我們的許多學者沒有品格，所以才會出現抄襲成災。一個社會很多東西可以墮落，但是學院、醫院、法院是不能夠墮落的。這幾個地方一旦墮落，社會就再也不能和諧。所以這裏就涉及一個信仰問題，信仰真理和信仰法律的問題。
第二句話說，“我的祖國就是我的打字機。”因為猶太人幾千年流離失所，無家可歸，他們沒有祖國，祖國就是打字機中的文章，就是回憶，所以每個人都要捍衛自己的回憶。所以他們有大屠殺紀念館，因為通過這種回憶，通過這種對曆史的記憶，每個人才能吸取教訓。
我們中國人可悲的不是沒有記憶，不是沒有曆史，而是我們沒有史觀。我們很多所謂的學者，其實是把曆史庸俗化了。現在都是帝王熱，什麼明朝那些事兒、清朝那些事兒，曆史都被娛樂化了。因為我們沒有史觀，所以就動不動拿曆史的小故事來娛樂觀眾。一個有史觀的人，在判斷曆史人物的時候，不應該把那些大人物的缺點給掩飾了，應該發現平凡中的不平凡，發現偉大中的渺小，不應該把小人物身上的優點統統貼在大人物身上，應該為那些被壓迫的、被汙辱的、被欺負的受害者，給他們一個出庭做證的權利，讓他們對那些曾經傷害過他們的人進行批判。這樣的一個史觀，我覺得才是一個偉大的史觀。而且我覺得我們不應該把那些血腥、暴力、黑暗、陰謀——這種曆史中的教訓，用來宣揚黑暗與陰謀的，我們更應該超越，讓我們每一個人都能看到光明，看到溫暖，看到智慧。這樣的話，我們的曆史才能進步，我們中國人才能真正走出曆史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