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炫：紅兵對本能、欲望、快感的看法，與目前學術界對這個問題的看法不同。我們過去一談審美，一談文化，就會談到對欲望、身體、感覺、感受的輕視那裏去。晚生代作家實際上就是要把欲望、身體、快感、個性放到在台麵上來說。但大多數作家說不行，要放在台下、背後來說。那麼我說紅兵在這本書裏，是充分談到這個東西的。這個書裏另外一個很可愛的地方，是生存性的感受，紅兵在開場時所說的，我是什麼，我什麼也不是。這一點上，很多知識分子沒有他這種勇氣。80年代以來很多知識分子滿足於在學術成就上的那個“我”， “我”就是那些學術成就，另外的那些東西，生命體驗，內在衝突、矛盾的地方都被輕輕帶過。如果要肯定紅兵的狀態，那就是他在執著的探索，而我想他的方位還沒確定，這個方位肯定不能在宗教中找到。無名氏也找過的，這條路很難走通。魯迅就不一樣，他沒有心靈依托，他對自己說不出話的東西保持沉默，但他又要用這種東西對那些存在的東西說不。紅兵用生存的感受、生存的方式來處理心靈依托，也有魯迅這種衝突，造成一個雜亂的局麵，他不是沒有思想，隻是思想的方位有待調整。
王光東：葛紅兵給我的感覺是非常剛強，也是非常銳氣的，但在這本書裏，他恰恰流露了他另外的一些東西，脆弱的、敏感的東西。而這種脆弱和敏感恰恰反映了他的勇氣，他用脆弱和敏感來對抗現時代這麼一個商業化的、都市化的環境。在這本書裏麵，我感受到葛紅兵一個非常真誠的東西，我通過這本書更真實、更坦率的認識了這個人，甚至在某種意義上我了解了我自己。
孫甘露：葛紅兵的這個作品可以說是學院派寫作、知識分子寫作，也是來自西方背景的寫作，同時也是來自內心、來自自我的寫作，這在中國還是很少的。還有一點是這本書在文體上、經驗上都很極端，我想這和作者的精神活動的特性有關。西方學者對喬伊斯有一個很著名的分析，在意識流小說裏喬伊斯是在混沌狀態下，在無意識活動中進行描寫的，他把語詞當作事物，這正是喬伊斯傑出的地方。所以說，我不關心葛紅兵的概念判斷、他對當下的道德判斷如何。艾略特說：那無所依附的眷戀有可能被看作是無所眷戀。中國作家麵臨的可能是一種相仿的處境，中國知識界麵臨的是一個世俗生活，不是宗教生活。在這樣的一個背景下，院校作家葛紅兵寫的這樣一個不是嚴格意義上的虛構作品，是一個很值得關注的現象。
葛紅兵：其實我是不大喜歡我自己的，但我必須和自己相處下去。怎麼延續下去？我最喜歡的是我的這本書的《跋》。這個《跋》在我內心深處一直有兩種讀法：一種讀法是“這是‘一個’人的語言，如何才能離開這‘一個’人的語言”，就是說這是我單個人的語言，而不是更普遍的、更遠的我所不知道的那種語言，我不知道怎樣才能離開“一個”人的語言；另一個讀法是“這是一個‘人’的語言，如何才能離開這一個‘人’的語言”，我希望找到那個非人的語言，我希望它啟示我。如果我的生命能夠奠基在那個遙遠的東西上，也許我就能和自己和平相處了。
興安：我感覺60年代以來的作家吧，尤其是70年代以後，過多的是對自我的一種暴露，而像這本書那樣對自我思想的真正反省並不多見。
王鴻生：我把這本書看成一個人對自身的恥辱感和無力感的一種暴露，企圖洗刷自己內心的恥辱感和無力感。我一直認為，整個現代文學史，從漢語白話化以後，在寫作曆史中間，作為實體性的個體存在，實際上是缺席的。沒有真正的成長小說，不能對自身構成一種曆史性的考驗。在這種意義上來說，我覺得這本書也是非同凡響的。但是對這本書呢，我確實又非常不滿足。我覺得他沒有把自己和自己的那種鬥爭進行下去，而是轉移成社會性的一些問題了。還有，奧古斯丁寫懺悔錄的時候，他有上帝，他有懺悔對象，他有一個“你”；而紅兵這種抗議、憤懣、傾訴，是沒有對象的，沒有那個“你”的；他最後走了一條盧梭式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