朵去分辨，當然不如耳目並用那麼方便。像“聯合國”、“青島”、“印象主義”等等多音的名詞，固然一聽即懂，但遇上單音字，而上下文又不清楚時，聽覺便不靈了。例如“事”的同音字，據一本《國語辭典》所列，便有三十六個之多。碰上“事”、“四”不分的誦者，情形就更混亂了。英文自然也有同音字，惟一音之中，像sea和see，像be和bee等等，也隻有三兩個字的重複而已。第二，美國的現代詩固然不好懂，但口語化的程度，以及節奏上的透明，似乎仍較台灣的現代詩宜於作聽覺上的溝通。英文詩中的語言，雖曆經華茲華斯、白朗寧、霍普金斯、哈代、艾略特和意象派諸人的改革，似乎一直能保持一股活的傳統。中國詩中的語言，五四以後呈現了一種劇變，以致今日現代詩的語言和唐宋詩的語言，相去不可以道裏計。我覺得，葉芝的節奏，在宏富和流暢的方麵，去莎士比亞並不太遠，而方莘和鮑照之間，則好像怎麼樣也連貫不起來。我曾將近作《凡有翅的》譯成英文，夏菁看後，認為在語言上，英譯比中文原文還好，讀起來比較順暢自然，且更響亮。之後在朗誦會上兩者並誦，也有人與夏菁同感。我不敢說，這是不是因為我們的白話尚未充分成熟，或至少不及英語成熟。不過，我們的現代詩人還不很願意，或尚不太敢於麵對“聽眾”，因為他們對這件事沒有把握，則是不爭的事實。 [返回目錄]
第二輯 開卷如開芝麻門 豈有啞巴繆斯(3)
可是“聽眾”的挑戰，是永遠在那裏等著現代詩人的。不接受這項挑戰且將聽眾贏到現代詩這邊來，現代詩將命定隻有少數讀者，讓詩在紙上冷掉。小說的讀者一向多於詩。其他的藝術，如繪畫、雕塑、音樂、舞蹈、戲劇、電影，莫不當場當時爭取並征服活的聽眾或觀眾。隻有詩，隻有現代詩似乎仍然安於在印刷品上與一些零零星星的麵目模糊的“讀者”寂寂相對。也就是說，仍然安於做一個啞了的繆斯。 對於這種現象，辯護人自然可以提出許多借口：例如，詩具有永恒性和普遍性，所以詩的欣賞不必局限於某一特定的時空；例如，詩是可以反複吟詠，細細玩味的，所以宜於個別的讀者自己欣賞；例如，具有深度的詩，靜靜默讀，比千百人前的朗誦，更能曲折體會，而潛入作者思想的底層；例如，某些抒情詩，隻合讀者低吟，不宜誦者高呼。 這些都是可以成立的理由。我也承認，某些作品，或以思想的深度見長，或以“印刷術的地形”取勝，在本質上或不太適合吟誦。但是在原則上，沒有詩，沒有一首好詩，是不能拿來吟誦，或者雖吟誦也令人無法當場(或多或少地)接受的。如果真有這種現象，現代詩人們似乎應該坐下來好好地反省一下了。我也不否認，在大眾的場合，一首“野”的詩比一首“馴”的詩，更容易攫住聽眾的注意，而一首諧趣洋溢的詩比一首嚴肅的詩，或更受歡迎。但是作者吟誦的藝術，加上他的個性和名望，都能形成震撼聽眾的力量。據我的觀察，周夢蝶對聽眾的吸引力，絕不在管管之下。我們知道，聽眾的組成分子，也是形形色色的。 曾因晦澀與偏窄而幾乎失去讀者的現代詩，不但應該向小說，向其他藝術爭回它的讀者，且應培養它自己應該擁有的一群活聽眾。和活聽眾不斷地接觸下，活生生的反應可能使現代詩人在人性的鏡子中照見自己，也可能使現代詩人想到讀者不會使他想到的種種問題。詩人們實在應該有勇氣麵對這種考驗。 如果我們以為，現代詩必然是滯銷的，那就錯誤了。在美國，金斯堡的詩集《怒號》，十年之內，已經銷到十六版，費林格蒂也極受大學生的歡迎；他的《心靈的科尼島》也已經在短短的八年裏印了十四版，銷數超過了二十萬冊。他的另一本詩集《從舊金山出發》，在書背裏頁，還附了一張自誦作品的錄音片。詩人自誦作品的錄音片，每張六元，在美國也銷售得很多。這一類的唱片，有專集，也有由名演員或名學者來朗誦的，例如裏察波頓便錄過哈代的詩。據說狄倫湯默斯和佛洛斯特的唱片銷數，都上了六位數。這種唱片，不但予聽眾以如聞其人的親切感，更讓他們從詩人的自誦中領會那些作品真正的意義。想想看，如果莎士比亞在四百年前曾經將他朗吟十四行的聲音錄了下來，該多令人興奮，多便利莎學的研究! 而我們，不過半個世紀，梁啟超的聲音已經不見了。王國維的聲音聽不見了，近如胡適和傅斯年，一張唱片也沒有留下來。詩人的聲音，徐誌摩的，聞一多的，也已隨時間消逝盡了。但在西方，現代一流作家的聲音，將永傳後世，不但令後人如聆其聲，千百年後，更成為文學史、語言學、聲韻學等等的寶貴資料。在美國，成名的詩人，不但有誦詩的唱片流行於市場，更應邀將自己的吟誦製成錄音帶，保存在國會圖書館中。這充分地顯示出，美國對自己的現代文學資料，如何珍視，且努力保存。 希望我們的“中央圖書館”，以及文化界有關的人士，能及時注意這一點。希望我們能及時錄下當代學者的古典詩的吟誦，以及當代重要詩人及作家們的自誦，為了詩，為了文學的研究與延續。一個民族，豈能讓自己的繆斯啞掉 1967年5月13日 [返回目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