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梁先生有沒有出席政治協商會議？您可否回憶一下當時印象較深的一些事情？
答：我是作為民盟的九名代表之一出席1946年1月10日在重慶召開的政治協商會議的。四十多年過去了，當時出席的各黨派代表和社會賢達，大多數已是中年以上的人，時至今日，絕大多數代表已經作古。除我之外，民盟的其他8名代表張瀾、沈鈞儒、黃炎培、張東蓀、章伯鈞、羅隆基、張君勱、張申府等都已在新中國成立後先後故去。中共的8位代表，現在也隻剩下鄧穎超、陸定一兩位了。
現在回想起來，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這次曆時二十多天的政協會議，在各方代表的共同努力下，還是很有成效的。會議通過的五項協議，即：一、關於政府組織問題的協議；二、關於和平建國綱領的協議；三、關於國民大會問題的協議；四、關於憲法草案問題的協議；五、關於軍事問題的協議。如果這些協議真的得到實施，中國的曆史將要改寫。但不到一年時間，國民黨蔣介石挑起全麵內戰，政協的協議都成了一紙空文。
問：聽說梁先生在政協會議閉幕不久，曾二赴延安會見毛澤東，請您談談這次會見是出於什麼原因，都有哪些重要的交談？
答：1946年春我二赴延安是因為當時自己有些對國家、民族前途的設想而無把握的話，在重慶無法細說，出於上次與毛澤東長談留下的好印象，很想去延安一吐為快。當時重慶、延安之間常有美國軍用飛機來往，交通是方便的。我向周恩來提出要求一個人再去延安與中央領導人見見麵，談談，看看。周立即同意我去。到延安談些什麼，我沒有細說，周也沒有追問。
當時的情況是蔣介石下了停戰令，國共兩黨簽訂了停戰協定，並召開了二十多天的政治協商會議，通過了五項協議。這個情況實際上就是否認國民黨一黨專政的法統，否定國民黨的內戰政策，反映了全國各界人士的意願。一時間，似乎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修改憲法、和平建國等事項就在眼前；仿佛今後中國的前途即與歐美同一個路子，兩大黨一個上台，一個下野，輪流執政。民盟有些同人曆來熱衷於此，國共兩方麵亦都沒有公開提出反對，雙方代表都在協議上簽了字，至於美方代表馬歇爾自不必說。而我個人對此卻不以為然，而又無法反對，或者是提不出完整的主張加以反對。因為這，我決定去延安向中共的朋友們陳述自己的不同意見，即使不會有什麼結果，也沒有關係，就算是立此存照吧。
赴延安很快成行。記得飛機先飛北京，住一夜再由北京飛延安。同機的除延安的美國代表外，記得還有畫家尹瘦石和其他一些人。到延安第一天即見到毛澤東主席，寒暄後我提出，希望包括毛在內找十位領導人，給我一個機會，陳述我個人的意見。毛澤東當即同意了。第二天，果然是十個人，在一個不大的會議室裏，我能記得的有張聞天、朱德、彭德懷、任弼時等。我先說了重慶的情況，由於政協會議的順利召開，有了五項協議，局麵好，大家勁頭很高。接著便轉到我要陳述的本意。我說，在重慶的各個方麵，都在說中國的未來要實行歐美式的憲政，兩個大黨，一上一下，輪流執政，互相反對，台下的攻擊台上的，翻過來也是這樣。當然還有司法獨立、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等等，說得頭頭是道，聽的人沒有公開持反對態度的。我在民盟的各位同人，更是如此，有不少人一直是多年來盼望著在中國能實現上述政治理想和主張的。我個人從年輕時就欣賞英國的君主立憲製，後來對歐美式的政治製度，特別是政治民主化和軍隊國家化，一直是讚同的。但是，經過自己三十年來對中國曆史文化傳統的研究，與西方國家相比較，認為特點很不相同；尤其是中國的現狀，最不能同歐美相比的是經濟建設落後，生產水平低下，工業自然相差甚遠，農業也是舊的，幾千年沒有大的變革和發展。這一落後局麵使中國在現代世界上站不住腳，固有的幾千年的文明史也不頂用。因此中國最迫切的事是進行經濟建設，發展現代工業，把舊農業也現代化了，在經濟上接近歐美先進國家，才談得上其他。但是，要進行認真的經濟建設，則必須要有一個強有力而專心致誌搞建設的政府，確立一個統一的建設方針，一口氣搞它幾十年的經濟建設。而不是你上我下，輪流執政，各搞各的，那樣政局勢必不穩，不可避免要顧此失彼，統一的方針無從談起，想一口氣搞建設也不可能辦到。20世紀初以來，中國就是不間斷的軍閥割據，你爭我奪，隻有破壞，沒有建設。南京國民政府名義上統一了中國，實際上也在忙於打仗，內戰沒有打完，又來了日本人，在戰火中又過去了八年，什麼建設也沒有搞。我是清末民初的同盟會會員和國民黨黨員，曾經對國民黨執政後能認真而長時期地進行經濟建設寄予希望。但後來我失望了，他們沒有能這樣做，相當不少的人做了官就隻顧肥私，國家、民族的利益被丟在一邊，腐敗的現象一天比一天嚴重。政府部門和官員對經濟建設沒有長期的規劃、方針，有的也訂了發展計劃，實際上大都是一紙空文，不實行亦無人追究，占第一位的始終是為不斷打仗而不斷擴大的軍隊、軍需、武器。對國民黨近二十年的狀況，大失所望的不僅僅是我，所有真正為國家、民族前途設想的人都不滿意，連國民黨人士中的若幹朋友也不諱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