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讚同俞平伯先生的觀點，但是也需要指出，俞先生的解釋隻能說明冊子中的判詞，卻不能解釋曲子中為何不獨詠寶釵。曹雪芹在曲子中不為薛寶釵單獨成章，並不是為了把釵、黛位置擺平，曲子先在《終身誤》中合詠釵、黛，緊接就以一曲《枉凝眉》單詠黛玉，這並沒有擺平，而是黛玉明顯偏重。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極其奇怪的現象？我在這裏先嚐試提出兩個假設，然後展開討論。第一個假設，曹雪芹這樣處理，是因為薛寶釵這個人太難寫了，以一支簡單的曲子，怎麼寫都會把她簡單化，因此隻約略地點一下她的大致命運就行了。
第二個假設，曹雪芹寫出全部《紅樓夢》曲子之時，薛寶釵的最後歸宿並沒有確定，因此先不寫她，留待以後再補寫。
有朋友會說，你這簡直是在胡說，以曹雪芹先生如椽巨筆，什麼材料不能處理，何況一個薛寶釵？我說您先別急，聽我詳說幾句。
《紅樓夢》曲子，並不是簡單介紹人物命運，還要把人物的性格、情緒基調、思想基調和導致悲劇命運的原因加以概括，而薛寶釵這個人物恰恰極難概括。
薛寶釵是封建製度所能培養出來的淑女的典範，她恪守閨範卻毫無酸腐氣、木訥狀，是一個活潑潑的人物。她明察秋毫卻含藏不露，富於才幹偏能守拙，善體人情卻分寸不亂，能容人亦不容辱，上能敬奉長輩，下睦姊妹兄弟，就是對待下人也極富人情亦極有分寸。按照常規，她是通部書中唯一配有一個好命運的人物，可是她卻也是薄命司中人，她的命運同樣淒慘。在全部《紅樓夢》人物中，她是一個最豐富最多麵最立體的形象，同時也是一個最具顛覆性的人物。別人的悲劇都有自身原因可找，唯獨她的悲劇找不到這種原因。若要找，除了要向外部找，向更大的文化層麵找，還要向內找，向最基本的文化基因找。
如果一種製度所能培養出來的最典範的人物，一個最為循規蹈矩甚至主動維護這種製度的人都不會得到好的命運，那麼這種製度之糟糕透頂不是昭然若揭了嗎？
記得2001年在中國電視劇中心舉辦的電視連續劇《曹雪芹》劇本研討會上，著名紅學家周汝昌先生曾對我提出過一個讓我汗顏的要求，他說，古希臘悲劇是命運悲劇，莎士比亞悲劇是性格悲劇，那麼這部《曹雪芹》應該是一個什麼樣子的悲劇，我希望家惠同誌能夠給出一個明確的說法。記得會後曾給周先生寫過信，說他老給我的這個任務委實太重了，以我的資質實在無法承擔。但是我當時已經約略地感到，曹雪芹的悲劇實際上是一種文化的悲劇。
曹雪芹的悲劇也就是《紅樓夢》的悲劇，同時也是薛寶釵的悲劇。
一種文化所能培養出的最優秀的人才，同時被這一種文化所扼殺，這個悲劇的意味還不夠大嗎？這種扼殺不僅僅來自外部，還來自那種深入心靈的文化因素對於心靈本身的扼殺，即自己殺自己，活潑潑的心靈同時體味他殺與自殺的悲苦，這個悲劇的意味還不夠大嗎？在這種悲苦展示中我們不是能夠很明確地看到一種文化的重新改造已經迫在眉睫了嗎？
我很讚同俞平伯先生的觀點，但是也需要指出，俞先生的解釋隻能說明冊子中的判詞，卻不能解釋曲子中為何不獨詠寶釵。曹雪芹在曲子中不為薛寶釵單獨成章，並不是為了把釵、黛位置擺平，曲子先在《終身誤》中合詠釵、黛，緊接就以一曲《枉凝眉》單詠黛玉，這並沒有擺平，而是黛玉明顯偏重。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極其奇怪的現象？我在這裏先嚐試提出兩個假設，然後展開討論。第一個假設，曹雪芹這樣處理，是因為薛寶釵這個人太難寫了，以一支簡單的曲子，怎麼寫都會把她簡單化，因此隻約略地點一下她的大致命運就行了。
第二個假設，曹雪芹寫出全部《紅樓夢》曲子之時，薛寶釵的最後歸宿並沒有確定，因此先不寫她，留待以後再補寫。
有朋友會說，你這簡直是在胡說，以曹雪芹先生如椽巨筆，什麼材料不能處理，何況一個薛寶釵？我說您先別急，聽我詳說幾句。
《紅樓夢》曲子，並不是簡單介紹人物命運，還要把人物的性格、情緒基調、思想基調和導致悲劇命運的原因加以概括，而薛寶釵這個人物恰恰極難概括。
薛寶釵是封建製度所能培養出來的淑女的典範，她恪守閨範卻毫無酸腐氣、木訥狀，是一個活潑潑的人物。她明察秋毫卻含藏不露，富於才幹偏能守拙，善體人情卻分寸不亂，能容人亦不容辱，上能敬奉長輩，下睦姊妹兄弟，就是對待下人也極富人情亦極有分寸。按照常規，她是通部書中唯一配有一個好命運的人物，可是她卻也是薄命司中人，她的命運同樣淒慘。在全部《紅樓夢》人物中，她是一個最豐富最多麵最立體的形象，同時也是一個最具顛覆性的人物。別人的悲劇都有自身原因可找，唯獨她的悲劇找不到這種原因。若要找，除了要向外部找，向更大的文化層麵找，還要向內找，向最基本的文化基因找。
如果一種製度所能培養出來的最典範的人物，一個最為循規蹈矩甚至主動維護這種製度的人都不會得到好的命運，那麼這種製度之糟糕透頂不是昭然若揭了嗎？
記得2001年在中國電視劇中心舉辦的電視連續劇《曹雪芹》劇本研討會上，著名紅學家周汝昌先生曾對我提出過一個讓我汗顏的要求，他說，古希臘悲劇是命運悲劇，莎士比亞悲劇是性格悲劇，那麼這部《曹雪芹》應該是一個什麼樣子的悲劇，我希望家惠同誌能夠給出一個明確的說法。記得會後曾給周先生寫過信，說他老給我的這個任務委實太重了，以我的資質實在無法承擔。但是我當時已經約略地感到，曹雪芹的悲劇實際上是一種文化的悲劇。
曹雪芹的悲劇也就是《紅樓夢》的悲劇，同時也是薛寶釵的悲劇。
一種文化所能培養出的最優秀的人才，同時被這一種文化所扼殺，這個悲劇的意味還不夠大嗎？這種扼殺不僅僅來自外部，還來自那種深入心靈的文化因素對於心靈本身的扼殺，即自己殺自己，活潑潑的心靈同時體味他殺與自殺的悲苦，這個悲劇的意味還不夠大嗎？在這種悲苦展示中我們不是能夠很明確地看到一種文化的重新改造已經迫在眉睫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