勢力，號稱“湘西王”——故後來的湘西土匪，都把陳渠珍奉為老祖宗，稱之為“老統”。
而未來的四川軍閥，國軍上將潘文華呢？此刻還在當隊官（連長），正帶著一百多號人駐守在拉薩至亞東間的交通要點江孜。叛亂分子貿然進攻潘上將的隊伍，吃了大虧。但潘上將也很清楚自己的處境：內無糧草，外無援兵，甚至連祖國在哪裏都是個問題……最後，他隻好無奈地接受了英國人的調停，把槍械彈藥作價賣給叛亂者，收了九千多塊錢，然後率隊經印度回國，到內戰的戰場上大顯身手去了。
無論是陳渠珍還是潘文華，不管他們未來走的是什麼道路，在當時也都算得上是一時俊傑，他們並不缺乏勇敢與機智。但我們應該思考的是，究竟是什麼原因使得這些曾經雄心萬丈的年輕人不能把熱血與勇氣奉獻在一場偉大的民族戰爭中，而隻能在內戰的磨盤上把自己攪得粉碎？這個倒黴的時代，當然應該為他們的悲劇負責，但該負責的絕不僅僅隻是這個時代。
駐藏新軍的崩潰，是這個天下大亂的時代裏，西藏地方勢力開始割據稱雄的標誌。在英國人的指使和資助下，1912年6月間，達賴重新回到了西藏，命令叛軍向川邊發起猛攻。藏軍揮舞著他們的雪山獅子旗湧向川藏邊界，企圖恢複吐蕃王朝時代的疆域，實現所謂“大西藏”的夢想。一時間，川藏邊的昌都、貢覺、江卡、察木多、定鄉、巴塘、裏塘等地均趨緊張——也就是相當於今天的國道317、318線，在這兩條自川入藏的要道上，處處風聲鶴唳。
西藏方麵此種形同趁火打劫的行為，立刻對西南局勢造成了一係列影響。
早在1911年10月30日雲南獨立後，滇軍便於當年11月14日和次年1月27日，分別以援蜀、北伐為名進入四川、貴州兩省。援蜀軍入川後，駐川南敘府一帶，隨即又消滅了自稱川南都督的“同誌軍”首領周鴻勳的部隊，進占自流井，掌握了這一當時四川最為重要的財富之地——此地區的鹽稅，曆來是四川最為重要的賦稅收入來源。以1911年的比重來看，鹽稅占全川常年賦稅的三分一以上，而川南鹽稅又占了總鹽稅的近九成比例。
當時四川的成、渝兩軍政府，對滇軍這一劫奪鄰省財富之舉皆相當不滿，均要求滇軍退出川南。坐鎮成都的尹昌衡幹脆就派出川軍主力第一師向川南壓迫入川滇軍，雙方戰於距自流井三十裏處的界牌場。
川軍第一師，就是清末第十七鎮的老底子，此時的師長就是尹都督的心腹，日本士官六期同學周駿，其裝備、訓練和軍官素質都不錯，戰鬥力較強。滇軍雖然總體不弱於川軍（說來川軍軍官還有不少是由雲南講武堂委培的呢），但畢竟是孤軍作戰，又缺乏補充，形勢不利，滇軍被迫撤回雲南。
滇軍臨行前，也沒忘了在駐地撈上一把。駐軍自流井的第一梯團第三支隊黃毓成部，向當地商會勒索了現洋五萬元，滇軍第二梯團更厲害，在合江襲擊了“同誌軍”黃方的部隊，劫奪鹽款白銀三十多萬兩。
講到這裏，不妨也講講那個時代裏的兩大貨幣單位，即“元”與“兩”之爭。當時中國還沿用明清以來的銀本位製度，銀兩與銀元處於混用狀況，故常常“兩”、“元”同見。銀元每枚，通常是合庫平銀七錢二分，但也有重達一兩的，和低於七錢二分的所謂“小洋”。“兩”、“元”之爭，貫穿清末民初的金融史，直到1933年國民政府通令廢兩改元，再到1935年通行紙幣，“元”單位才終於勝出。
滇軍入川，原是借援蜀獨立之名，此時四川既已自行獨立，則滇軍援蜀之說就站不住腳了，最後隻得悻悻地退出——事實上，這種假大義之名的曖昧威脅，倒確實是促成成渝兩軍政府迅速合並的重要外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