惘。
樹起一麵新時代的旗號，攆走一群舊時代的總督、巡撫，建立一個“獨立”的軍政府，這些都可以在一夜之間完成。然而要想重建一套能夠獨立自給的經濟體係，並在此基礎上衍生出一套相應的軍事政治體製，進而發展出相應的新式倫理道德，實現真正意義上的“獨立”，那卻絕非一朝一夕之功。
所以對這一係列革命和獨立的前景，反倒是那些朝廷地方大員們說了幾句明白話，如貴州的袁義保就說：“革命運動可讚同，貴州財政無辦法。”巡撫沈餘慶也說：“假我一月，至少為貴州攫取川款五十萬。今若此，立見陷於窮境耳。”
可是革命不是請客吃飯，哪有這許多閑暇去等待呢？
於是從一開始起，貧瘠的土地就讓那些充滿理想的革命者們，不得不將美好的憧憬放在一邊，並變得格外的現實和庸俗，他們也從此走上了一條歧途。
這個不獨立的經濟基礎，終於決定了滇、黔兩省上層建築的戰略傾向——那就是依靠武力進行對外擴張。
而辛亥後貴州軍政係統的弱勢，和雲貴總督常駐昆明的曆史傳統，也使得相對強勢的雲南成為了擴張戰爭中的主角——這就是接下來的滇軍侵黔與侵川。
侵黔是為了恢複雲貴總督時代的行政區劃，實現傳統雲貴區域的統一，而侵川則是一場徹徹底底的，為爭奪經濟命脈，實現財政自給而進行的戰爭。
當時的四川，簡直就是整個西南的奶牛——她不但要接濟滇、黔，甚至還要支付帝國軍隊在康、藏浩大的軍費開支。
那麼此時的四川的財政狀況又怎麼樣呢？
以1911年，也就是宣統三年，大清朝的最後一年中的統計數據為例：
歲入總數共折合白銀一千七百三十餘萬兩
其中田賦四百三十萬兩
鹽稅六百三十萬兩
契稅三百一十餘萬兩
厘金七十餘萬兩
肉稅一百一十餘萬兩
煙、酒稅共一百餘萬兩
油、糖稅共六十餘萬兩
關稅、雜稅共十餘萬兩
顯而易見，四川的經濟狀況是相對較好的，而其最大宗的財政收入，則來自鹽稅，就1911年來看，足足占了歲入的36.4％。而且這個鹽稅收入比例，還在逐步上升——到1938年，川省的田賦收入不過上升到一千五百八十二萬元，可鹽稅卻飆升到三千三百零九萬元，而同期的契稅、營業稅之和才一百七十餘萬元！也即是說，在這二十餘年中，川省鹽稅占歲入的比例，從三分之一強，上升到了三分之二。
可見鹽稅收入，確是四川經濟的命脈——確切地說，是正常經濟狀態下的命脈，因為很快就會有一個非正常的命脈出現，那就是鴉片，這一點我們後麵再談。
而鹽稅的重中之重，則是川南的自流井、貢井等處鹽場——今天的“鹽都”自貢，就是由這兩處鹽井名字的縮寫而來。
以1915年的統計數據為例，當年全川共征鹽稅六百七十三萬餘元，其中川南鹽場就占到了五百七十六萬餘元，川南在全川鹽稅中所占比例竟高達85％以上！
在今天，我們大概很難為了幾擔食鹽去打上一架，但在大半個世紀之前，這卻常常是發動一場戰爭的理由——但如把當年的鹽井換成今天的油田，那麼我們就容易理解這一切了。在那個年頭，某片高產的鹽井和如今某片蘊藏豐富的油田，幾乎是同一個概念——那就是難以估量的巨額財富。
因此富庶的四川，尤其是川南的產鹽地區，自然就成為了滇軍侵川首選的目標。所以自雲南獨立之後，滇軍一次又一次地以各種借口前出占據川南，甚至願意把商埠重慶交給黔軍，也要確保敘、瀘一帶的鹽產地，這就不難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