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但不論何時何地，他一直還在操其舊業，或則是執教於某一大學或學院，擔任某種曆史課程，或則是在某個研究機構專心致誌於某一曆史課題的研究。總之，他是無往而不是以曆史學科這一領域作為他的安身立命之地的。
在黎東方教授離開大陸，直到目前的這四十多年內，我雖然也曾接到過他的來信，當他於80年代末來北京探視朋友時，雖也曾有過短暫的晤談，而對他在此四十多年的生活情況，除上麵所概述的諸事而外，卻並不詳知，隻是在進入90年代以來，我從台灣刊行的幾種雜誌上，特別是從《傳記文學》所刊載的書刊報道上麵，才得知悉，這四十多年，乃是黎東方教授在曆史學的論著方麵最為豐收的時期。他既在各種報刊上發表了不計其數的史學論文，更先後出版了《細說先秦史》、《細說三國》、《細說元朝》、《細說明朝》、《細說清朝》，一直細說到民國的肇造。
在知道這一係列的《細說》已經刊行之後，自然就以不得拜讀而深感遺憾。卻不料於今年4月內，忽然接得黎先生的來信，告知上海人民出版社已經決定，要把這幾種《細說》，一律改作簡體字橫排本，在大陸發行。接著他把這幾種《細說》全部寄來，囑我寫一篇序文，向對他必然感到陌生的大陸讀者略作一番簡要介紹。這使我得遂拜讀多本《細說》之願，極所快幸，撰作序文之囑，也自當黽勉從事，以期不負老友的厚望。
經上海人民出版社告知，現決定先將《細說元朝》以下諸冊在滬改版印行，而《細說先秦史》和《細說三國》二書，則因其前後不能互相銜接，暫不印行。我覺得這樣做也很合適。黎東方教授在撰寫這幾本書時，由於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時間和空間的局限與製約，其觀點，其議論，也必然有為大陸讀者所不能認同和理解之處，出版社對此自亦須做一些適當的刪改，想來黎先生對此必也同意。
對於要改版重印的這幾本《細說》，我本來是要一一細讀的，奈因已屆風燭殘年。精力衰憊，反應遲鈍，事事力不從心，故隻能采取諸葛亮讀書的方法，“觀其大略”，而做不到像徐庶、孟建那樣的“務於精熟”。然而，就在這樣地讀過之後，我也覺察到這幾本《細說》所共同具有的幾種特色。
在這裏，我要重點突出地指出，這幾本《細說》確實都是深入淺出的，切合於大眾閱讀的通俗性曆史讀物。說“深入”，是我認定這四本《細說》，全都是在黎東方教授對各個朝代的曆史事實與現象，透過其表麵而洞察其底蘊，並探明其彼此間的相互關係，有了融會貫通的理解，然後才筆之於書的。還必須說明，以上雲雲，乃全是出於他的素養，絕不是臨陣磨槍，尋掇捃摭而得來的，所以才能那樣地左右逢原，曲彙旁通。這樣深厚的功底，如我在上文所說，在抗日戰爭期內，在重慶講說三國和武則天的曆史時，早已顯示出來，無非，那時期是他用語言表述出來，而近今則是用文字表述出來而已。且讓我在此舉例為證：
作者的《細說元朝》的《自序》，開頭便交代說：“元朝的曆史最難讀，也最難寫，最難細說。”這幾句話，簡單明了，卻是每一個研治中國通史的人所都體會到的真正甘苦。這本《細說》的第一節《源遠流長》，共占用了二十來頁的篇幅，成為不但在這一本，而是在各本《細說》中最長的一篇。每一個體會到上述的真正甘苦的人，在讀過這一節之後，必然會感覺到，它絕非是等閑之輩，即一般編寫《中國通史》的人所能寫得出來的。它的寫成，乃是作者為了考明蒙古族的族源，不但取證於正史中的《魏書》、《北史》、《舊五代史》、《遼史》、《宋史》、《金史》和《元史》、《新元史》，還取證於雜史中的《黑韃事略》、明初所譯《元朝秘史》和現代學者改譯的《蒙古秘史》，以及波斯人所著《集史》，還參考了王國維和法國伯希和(Paul Pelliot)諸人的論文，用宏而取精，最後則折衷於作者自己，而定其取舍從違。因此，作者對過去長久莫衷一是的問題所作出的判斷，對讀者都是具有較強的說服力的。而作者把見於《遼史》中的“謨葛失”這一似是人名的三個字，斷定為：“謨葛”是“蒙兀”與“萌古”的異寫，“失”與《舊唐書·突厥傳》的“設”相同，意思是“君長”。我認為這更是作者發前人之所未發的一個創見，而這個創見是極其正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