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姓於的，原在香港統籌部管煮茶飯，來了廣州，臨時參加，“後來也就殉難了”。）
生還的人，除了黃興、何克夫、朱執信、莫紀彭、徐維揚、鄭坤、李應生（沛基），鄭烈、熊克武、但懋辛、劉梅卿、黃軼歐、胡國梁、柳聘農，我們所已知的十幾位以外，其餘的人便不太容易查考了。為了崇德報功，我們實在也應該努力於這一項查考的工作。我曾在白雲山沙河鎮遇到一位，當時記下了他的姓名、籍貫、經曆在一本小簿子上。可惜，這一本小簿子，已在變亂之中失去。
《細說民國創立》四八、四川保路風潮
在廣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役以後，四川發生了波瀾壯闊的保路風潮。
引起這個風潮的，是清廷的所謂“鐵路國有政策”。這政策的製定人，是郵傳部尚書盛宣懷。他藉口全國鐵路的幹線必須由政府官辦，隻有支線才能讓老百姓自己籌款興築，就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韙，慫恿攝政王載灃，以粵漢鐵路北段（從湖南宜章到湖北武昌）及川漢鐵路廣水、宜昌段與宜昌夔州府段交給英、美、德、法四國修建管理，換取六百萬鎊的借款。公，可以苟延清廷典當度日的殘喘；私。可以抽取回扣。
盛宣懷未嚐不知道，這粵漢鐵路與川漢鐵路早已在光緒二十八九年（1902年、1903年）間由清廷準許老百姓成立公司，集款自築，官督商辦。單就四川一省而論，老百姓所繳的款子已有一千二百四十萬兩以上。
攝政王依照他的奏章。於宣統三年四月十一日（1911年5月9日）頒了一道上諭，說“所有宣統三年以前，各省分設公司、集股商辦之幹路，延誤已久。應即由國家收回，趕緊興築。除支路仍準商民量力酌行外，其從前批準幹路各案一律取消。至應如何收回之詳細辦法，著度支部、郵傳部，凜遵此次諭旨，悉心籌劃，迅速請旨辦理。”
度支部與郵傳部才定出了所謂“收回”的辦法：（一）湖南、湖北兩省人民所繳的股金，十足發還。（二）廣東人民移到了五月二十一日所繳的股金，隻發六成。（三）四川人民所繳的股金，分成兩部分，第一部分，已經在宜昌被用作川漢鐵路工錢與材料錢的，換給“保利股票”；第二部分，現存七百餘萬兩，“或仍入股，或興實業，悉聽其便。”
如此的辦法，對於業已激動的四川人心，等於是火上加油。在成都的川漢鐵路股東已經約集了各團體代表，於五月初一日在川漢鐵路公司開會，議決由翰林院編修伍肇齡領銜，向護理四川總督王人文遞上一件呈文，請王人文代奏清廷，說：“川漢鐵路純依國家法律而成立，既無收回國有之理由，恐致釀成外有之慘禍。應即合懇督部堂據情電奏，請旨收回成命。且按照公司律，非開股東大會不能決議。似此朝旨迫切，少數股東誰敢承認接收並應速懇督部堂迅子電奏，請旨飭下郵傳部督辦大臣，暫勿派員接收，免致激亂人心，別生枝節。”
參加此次大會的，有四川谘議局的代表在內。王人文不便替股東大會代奏，便在他的奏文中說是替“四川谘議局代奏”。結果，遭到清廷申斥。
護理四川總督王人文碰了清廷釘子以後，又在五月十五日替四川鐵路公司代奏了一次，而且於五月二十三日，亦即“保路同誌會”成立以後的第二天，奏請清廷治盛宣懷以欺君誤國之罪。
保路同誌會的成立經過，見於王人文在這一件奏折之中的是：“本月二十一日，成都各團體集鐵路公司大會，到者二千餘人，討論合同，及於國家與鐵路存亡之關係，一時哭聲震天，坐次在後者多伏案私泣。臣飭巡警道派兵彈壓，巡兵聽者亦相顧揮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