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如要再這樣比較下去，還可慢慢寫出一些。不過大意總是如此了。所謂西洋人是自己本位，以自己作出發點，其顯著之例，即宴客時自己居中，最貴之客居其左右，次者愈來愈遠。中國人必請客人上座，而自己下麵末座為陪。何謂關係本位？如主客是一種關係；長幼是一種關係；親疏是一種關係；如是等等。凡事講關係如何，故曰關係本位。關係就是倫理。倫者倫偶。倫理者，人和人之間雙方相互關係之理也。例如父之義在慈。這個慈，就是從父子關係上講來，而規定出以對方為主的。以對方為主，或說以對方為重。就是在父親心裏以兒子為重，念念為兒子設想，自己雖有所犧牲，不辭。主人便應以客為重，念念為客人設想，自己雖委曲一些，應當的。掉轉來，子之義在孝；孝又是以父親為重，念念為父親設想了。作客的便應以主人為重，其義同。此其以對方為主的精神甚明白。
因此，西洋人權利觀念發達。權利觀念，就是從自己本位來的，以自己作出發點的。而中國人呢，權利這一觀念在腦中幾乎沒有明確地位。心中盡管有許多要求（這些要求與權利內容或相當），卻不許講；隻許講義務。慈是父的義務，恭敬客人是東主的義務；一切一切所講，皆義務也。然則那許多要求將如何？那許多要求，隻能在對方所負於我的義務中得之。換句話說：隻能從對方給我。
於是，就分開兩邊：一邊爭是西洋人的精神；一邊讓是中國人的精神。“讓”固然是一種可貴精神；“爭”我亦不敢完全菲薄，故亦稱為一種精神。中西固有一講權利一講義務之不同。還須知道中國所說之義務，與西洋所說之義務亦不同。中國所說是道德上的義務，不是法律上的義務；而西洋人則是說法律上的義務。道德上的義務是軟性的；法律上的義務是硬性的。
在個人曰道德；在社會曰禮俗。禮俗大致出於社會，存於社會。法律則出於國家，掌於國家。一個偏從下起；一個偏從上來。一個軟些；一個硬些。禮俗總是大家公認的，必有理性在內。法律則理性成分每不如強製成分之多。
倘若讀者問我：你這種種對照比較，確有些不差；但中西何以有此分殊？其所從來，到底在那裏？
或又問：是不是就從西洋人以自己為本位，而中國人與之相反而來呢？不是，不是。自己本位或不以自己為本位，都是一種結果。真正造成這分殊情勢的，是我說過的一句話：中國人的生活重心靠家，而西洋人的生活重心靠團體——一切一切由此來。
四
中國人的生活重心靠家，而西洋人生活重心靠團體——一切一切由此來。我要再三複述這一句話。
中國人的生活重心何以落到家上？我答：就是為缺乏團體給他依靠之故。中國人何以較之他方社會缺乏團體這樣東西呢？我答：這足為他很早（文化史上很早）便缺乏宗教之故。——關於這一點，後麵再申論。“家”是組成中國社會的單位。第一，財產是家的，不是個人的。父子共財，夫婦共財，不必說。乃至祖孫共財，兄弟共財，叔侄共財，——擴到很大的亦有。這與西洋人之父子異財，夫婦異財者，完全不同。西洋是以個人為單位，以組成社會，極明白。
中國老政治上，老法律上，每每將許多責任問題交代給“家”，都是證明此一意義。社會上有許多糾紛，亦是某家對某家，某姓對某姓的問題。明明是個人的事，亦扯到一家一姓上。因為個人的單位地位不曾確立。
“個人”到何時始見？個人要待團體映見出來。團體之與個人，個人之與團體，猶左與右，右與左。無左即說不上右，無右即說不上左。團體個人對待起義；中國不以個人為單位，就是缺乏團體之明證。同時，西洋的“家”所以見輕，除了近代工商業的影響關係之外，根本上是為了西洋團體生活自古極重也。西洋人之為集團生活，在宗教上，政治上，經濟上皆可見；而以宗教為最初根本。人類文化到處皆以宗教開端，其理甚多。但其重要一點，則當那時非宗教不能結集人群；非結集人群，莫由開出文化。那時人與人彼此相需相待不可或離之社會結構未著，極易分離渙散；宗教在此處，獨有其統攝團結的力量。又那時人性甚野，固難從理性得一社會秩序，抑且衝動太強，亦難威之以刑；宗教在此處，獨有其統攝馴服的力量。人類今後自非必賴宗教而後組織團體，但當古代確是如此。
中國人的散漫，實原於以理性主義的孔子教化代替宗教而來。像在甘肅回漢雜處的地方，最能看見有宗教則有團體，無宗教則無團體的實情。因為從回民團結力之強，最反映漢人之散漫；而回民團結之所以強，全在宗教，亦彰露在事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