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思考和人格都是孤標獨舉。因此，當1953年的那次大會，他出於善意為中共建言，說現在的工人和農民有九天九地之差，過去農民和共產黨是親如一家人……引起了毛澤東的批判。毛澤東說：“蔣介石用槍杆子殺人，梁漱溟是用筆杆子殺人。殺人有兩種，一種用槍杆子殺人，一種是用筆杆子殺人。偽裝得最巧妙，殺人不見血的，是用筆杆子殺人。你就是這樣一個殺人犯。”“梁漱溟反動透頂，他就是不承認，他說他美得很，……比西施還美，比王昭君還美，還比得上楊貴妃。”……梁漱溟在眾目睽睽之下向毛要雅量，這自然被人視為狂妄，犯顏，但梁堅定地要求毛澤東表態：“如果有，我將一如既往地尊重您；如果沒有，您將失去我對您的尊重。”毛說，我不給你這個雅量。結果，梁先生就被趕下台，從此靠邊站。
他沒有絲毫氣餒，他仍自尊自重。兩年後的1955年7月，梁漱溟開始寫《人心與人生》自序。他的兒子梁培恕回憶，這年初夏，父子兩人逛北海公園，梁漱溟說起他即要動手寫的《人心與人生》，“這本書不寫出來，我的心不死！”1973年底，中共批林批孔。在政協學習會上，人人要“表態”，梁一直沉默不語。最後迫不得已，梁作了《今天我們應當如何評價孔子》的長篇即席講演。在眾人追問他對“批林”的態度時，他說“我的態度是不批孔，隻批林”，從而引起對他的大規模批判。1974年9月23日，對梁曆時半年的批判會告一段落時，主持人詢問梁對大家批判他的感想，梁脫口而出：“三軍可以奪帥也，匹夫不可奪誌也。”主持人勒令梁作解釋。梁說：“‘匹夫’就是獨人一個，無權無勢。他的最後一著隻是堅信他自己的‘誌’。什麼都可以奪掉他的，但這個‘誌’沒法奪掉，就是把他這個人消滅掉，也無法奪掉！”
三
梁是一個特立獨行之人，他的獨特被一般人目為“怪人”，被視為迂闊、率直、狂妄，不通世故，但他並非不近人情。相反，他是一個極富同情心、胸懷極為寬放的人。他是一個從不遮蔽自己天良的人，也不是為了活給別人看的做秀者。他終生不坐人力車，因為年輕時碰見一個老人拉著人力車，內心感到痛楚難忍。他信佛，從青年到老一直吃素，但是，“他沒有禮佛行動，從來沒有去寺廟燒香拜佛，他是在自我修養上下功夫”。（長子梁培寬語）上世紀20年代在北平，梁漱溟講演《人心與人生》，要聽眾付費，聽者每人一元。這個主意是梁漱溟自己想的：“是真想讓人來聽，或因花過錢而注意聽，否則不免有人隨便入座並不真有興趣聽。”但他又主動關心那些沒錢的學生，後來成為哲學家的唐君毅，因故沒聽，就收到梁漱溟托別人帶給他的五元錢。
梁漱溟好布施，他自己花銷少，卻經常接濟有困難的人。他的方式很獨特，送的錢不要還，但借他的錢必須要還。一位友人忘記歸還，他竟前去索債。他的觀點是“可以與，可以不與，與傷惠”。梁提醒已擺脫困境者還借款，目的是給另一些仍在困苦中的友人雪中送炭。他跟薩空了合作辦報，給薩空了定的薪水比自己高，因為薩有家室之累，而自己的薪水雖低，卻仍從中拿一部分資助薩空了。
梁漱溟從父親梁濟那裏受到了良好的熏陶，自殺的梁濟那種“道德理想和卓立精神”讓他十分推崇，他對自己的兩個兒子的教育也同樣可圈可點。像父親一樣，梁漱溟也很注意培養兒子們的個性。他對長子培寬有“多年父子如兄弟”之誼。梁培寬回憶說：“父親對我完全是寬放的……我在父親麵前，完全不感到一種精神上的壓力。他從不以端凝嚴肅的神氣對兒童或少年人……先父認為好的，便明示或暗示鼓勵。他不同意的，讓我曉得他不同意而止，卻從不幹涉。”一次梁培寬考試得59分，曾拿學校要求補考的通知給父親看。“他隻看了一眼，就又還給了我。”梁漱溟長年為社會奔走，居無定所，無睱顧及家庭，兩個兒子寄居親戚家，他就要求長子培寬多帶帶弟弟培恕，讓培寬“研究研究恕之受傷或受‘病’在何處，當如何藥之”。
梁漱溟的家信是溫厚的，他關懷、培養兩個兒子的人品與學業。“兩人之自傳均閱看。寬兒所做雖不甚好，尚清爽簡潔，但開頭一句無主詞，在文法上是不行的，或漏去一‘我’字耶。恕所作太簡短，總是因為他對所作之事無興趣之故，勉強他多寫怕也不行的。”梁漱溟的寬放教育貫穿始終，他的教育顯然是成功的。1944年梁漱溟再婚時，培恕不願意接受後母，抄一首寫孀婦的詩“故人恩義重，不忍複雙飛”給父親看。梁漱溟看後點點頭，就算父子交換意見了。梁漱溟諄諄告誡子女“不要貪”，“不僅貪圖的事不應做，貪圖的念頭也不要起”。他把“不謀衣食，不顧家室，不因家事而拖累奔赴的大事”當作家訓，這在兩個兒子的身上得到了傳承。培寬、培恕一生不喜出頭露麵，為人低調，不趨時媚時。因此，他的兩個兒子在曆次運動中沒有遭受太多的磨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