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評論家指出，我的作品中，常體現出一種“平民性”。遠的不說，即如我1992年發表在《收獲》雜誌的中篇小說《小墩子》，1993年由中國電視劇製作中心拍成八集電視連續劇，於1994年初播出以後，就很有些評論家說，我這個作家真是改不了“舊習”——北京如今有了很多的“摩天樓”，更有很不老少相當富麗堂皇如燕莎友誼商城、賽特購物中心那樣的商場，三環路外出現了多少高樓林立的新居民區，又有幾多北京遊樂園、世界公園、九龍遊樂園那樣的娛樂場所，可是，你這《小墩子》所寫的人生浮沉，還是小胡同大雜院裏的事兒，雖然你這些人物、故事，都鮮明地折射著時代的光影，可在讀者、觀眾麵前晃來晃去的，還是“胡同串子”和“土鱉婆兒”……你對他們怎麼就那麼有興趣呢!
是的。我對所謂底層的這些小人物，確實有濃厚的興趣，而且不隻是興趣，對於他們當中的某些人，我還很有感情，有的，我們之間的關係，已達互為“鐵哥兒們”的程度。
有一回，文壇圈裏的一位熟人，偶然看見我在一處街角的馬路牙子上跟一位壯漢並坐閑聊，他並不驚訝，而是跟我打個招呼，本能地對我笑說：“體驗生活啦!”然後腳不停步地走了。後來他還在某個圈子裏的場合，對別的人說：“那天我看見劉心武在大街上體驗生活呢!”自然是揄揚的意思。可在我聽來，卻真是“這話從何說起”，因為那條漢子是我多年的朋友，我跟他交往，實在是與寫作無關，也許我的小說中會有些他給予我的無形影響，但我至今並沒有用他做模特兒寫過小說，他是一個從不看小說的人。
我自從當上作家以後，也確實正兒八經地去為創作具體的作品體驗過生活，在那過程中也和一些人建立了較深入的關係，其中有基層的工農兵，也有幹部和知識分子。我和他們當中的個別人，直到如今也還保持著聯係，但都稱不上朋友。
我的平民朋友，都是怎麼交上的?大而言之，那是因為我原來就是一個平民。眾所周知，我曾在一所中學裏當了15年的普通教師。中學教師的社會地位，至今仍是“黃柏木磬槌——外頭體麵裏頭苦”。我又曾在胡同雜院裏居住過十來年，雖然我後來從教師群裏“出來了”，也搬進了樓房裏住，甚至於享受到了所謂“正局級待遇”，人五人六的好賴算個“角兒”了，可是，我還是喜歡跟那些人們稱為“平民”的人交往。至於每一位具體的平民朋友是怎麼交上的，那是我和我朋友的私密，我不大願意公開。
有的這樣的朋友，我也寫過。比如我的一位修鞋匠朋友，我叫他郤大哥，我在《私人照相簿》裏直接寫到他，印出了他的照片，還以他為模特兒，在長篇小說《鍾鼓樓》裏塑造了一個荀師傅的形象。他不幸去世十幾年了，現在，回想起我們交往中的許多瑣屑往事，心中還是不能平靜。比如，我們哥兒倆幾杯“二鍋頭”下肚，他就會毫無保留地把他心中難與一般人言的煩悶，向我傾訴，有時，他把頭晚的夢境講給我聽，他多多少少有些個迷信。其實我也一樣，我無宗教信仰，雖基本上傾向於無神論，卻也還夠不上一個“無神論者”。所以在那種情況下，他要我給他析夢，我也就很投入地為他的夢作解析，解出來，連我自己也很以為然，於是我們便浮一大白。
後來看到一篇評論我的長篇小說《風過耳》的文章，這位評論家注意到，我這部小說雖以寫“儒林”百態為主，可是也寫了不少“平民”。他認為這上下兩個層次的人物，都還堪稱描寫生動，但他認為我沒能把這兩個層次的人物用更多的矛盾衝突糾葛在一起，是結構上的失敗。我小說裏寫了一個在大科技文化單位裏給頭頭腦腦開車的司機，他住的地方是“平民”聚居區，這樣，我通過他把兩個層麵的生活交錯在一起。但這位評論家還不滿意，他認為成功的結構，應是將小說的主要人物，比如說副局級的幹部，同最下層的人物直接構成“戲”。評論家的意見，我願參考，但就我本人迄今為止的生活經驗而言，我感到北京這個大都會的“上層”和“底層”之間，就單個的人與單個的人相互的交往溝通而言，是並不多見的。當然，所謂“上層”、“上中層”、“下層”、“底層”，都是借用的詞兒，因為在我們這樣一個國家裏，是不應把人分為三六九等的。不僅從理論上說凡公民都是平等的，在具體的生存狀態裏，比如住很寬的樓房和住又小又破的平房的人，家裏都擁有相同的日本進口原裝大彩電，共享著改革開放的某些成果，也是其他發展中國家並不多見的景象。但人們畢竟過著各自那個層麵上的生活，在相當程度上，是無直接相關性的，不僅很難糾葛到一起，構成“戲”，而且，有時簡直就不甚清楚別的層麵上的人是在怎麼活動。比如，一位大學老教授，因為一個偶然的原因，進入了五星級大飯店，並且進入了其中的“演歌台”，他不禁目瞪口呆，特別是當他想到，這社會上有某些人，成天泡在這類場所，消耗他們的生命，更不禁連連喟歎。同樣，某些大款，從豪華轎車上跳下來，進入五星級大飯店，動輒就開瓶“路易十三x·o”，他們也死不理解，一個大學教授家裏，怎麼就沒一件像樣的家具，卻到處撂著些“破書爛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