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在南京建立國民政府，以所謂“正統”自居，打著“統一中國”的旗號進行國民黨內部大小軍閥的混戰，及“圍剿”中國共產黨與紅軍。1933年到1936年底，國民黨的“統一”確實出現了“眉目”，從南方趕走了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的主力，統一了大西南和兩廣地區，蔣介石進抵西安，準備最多再有三個月，徹底“剿滅”共產黨，實現“蔣氏大一統”。沒想到這一時期，中國革命出現了第二個曆史轉折點。先是中國共產黨通過“遵義會議”、“川西北風雲”和“三軍大會師”6，實現了從國內革命戰爭到準備抗日戰爭的轉變；後是蔣介石不顧中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發生變化，抗日民族解放鬥爭已是中國第一位政治的事實，一意孤行“剿共”，結果西安事變發生，蔣氏自己被“剿”。西安事變是蔣介石一生由盛到衰的轉折點。在這一曆史轉折點上，陳伯達在華北地區經曆艱難的地下鬥爭考驗和艱苦的學術研究；陳布雷在江浙地區，先是心中淒惶，後是幫助蔣介石撰寫西安事變的曆史。政黨政治和傳統政治不一樣，不在於人多槍多和有沒有政權在握，而是在是否高高地舉起了時代旗幟而引領時代潮流，西安事變之後，中國革命的領導權逐步地轉移到了中國共產黨方麵，領導人民結束“百年戰爭”的曆史責任落到了中國共產黨肩上。
結束“百年戰爭”，第二是用什麼思想來指導的問題。中國是一個靠指導思想來治國的國度。這一點，既是中國的政治傳統，也是中國的文化傳統。自西漢社會中期以來，無論是誰，無論哪個階級，幹大事者都尋找和運用指導思想。中國近代“百年戰爭”以來，尋找和運用指導思想就一直沒有停止過。7中國共產黨接過了馬克思主義，到延安以後，提出和推進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蔣介石則把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摻入了中國傳統儒家文化和一些西方文化，形成了“蔣記三民主義”體係。陳布雷早年接受的是中國儒家文化和以三民主義為核心的近代新文化。加入國民黨之後，他就為豐富和發展“蔣記三民主義”而努力，並積極協助蔣介石用“蔣記三民主義”大抓“幹部培訓”和“黨的建設”，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陳伯達早年接受的是中國傳統文化和馬克思列寧主義。到延安之後，圍繞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一主題，積極協助毛澤東推進中國共產黨九年大學習。同樣是抓學習，抓“黨建”，國民黨是越抓越腐化墮落；共產黨是九年大學習、“大黨建”，結果使自己實現了曆史性的升華。國民黨在江西“剿共”時，高舉“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旗幟，殊不知他就輸在“七分政治”腐化墮落上了。抗日戰爭結束後，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興起，中國革命又一次進入了曆史轉折點。陳布雷肩負起了國民黨宣傳戰線“總指揮”的曆史責任，陳伯達肩負起了中國共產黨宣傳戰線“旗手”的責任。國共兩黨展開了軍事、政治、文化、經濟總決戰，結果是國民黨敗北，陳布雷“自別人世”。
蔣介石在南京建立國民政府，以所謂“正統”自居，打著“統一中國”的旗號進行國民黨內部大小軍閥的混戰，及“圍剿”中國共產黨與紅軍。1933年到1936年底，國民黨的“統一”確實出現了“眉目”，從南方趕走了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的主力，統一了大西南和兩廣地區，蔣介石進抵西安，準備最多再有三個月，徹底“剿滅”共產黨，實現“蔣氏大一統”。沒想到這一時期，中國革命出現了第二個曆史轉折點。先是中國共產黨通過“遵義會議”、“川西北風雲”和“三軍大會師”6，實現了從國內革命戰爭到準備抗日戰爭的轉變；後是蔣介石不顧中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發生變化，抗日民族解放鬥爭已是中國第一位政治的事實，一意孤行“剿共”，結果西安事變發生，蔣氏自己被“剿”。西安事變是蔣介石一生由盛到衰的轉折點。在這一曆史轉折點上，陳伯達在華北地區經曆艱難的地下鬥爭考驗和艱苦的學術研究；陳布雷在江浙地區，先是心中淒惶，後是幫助蔣介石撰寫西安事變的曆史。政黨政治和傳統政治不一樣，不在於人多槍多和有沒有政權在握，而是在是否高高地舉起了時代旗幟而引領時代潮流，西安事變之後，中國革命的領導權逐步地轉移到了中國共產黨方麵，領導人民結束“百年戰爭”的曆史責任落到了中國共產黨肩上。
結束“百年戰爭”，第二是用什麼思想來指導的問題。中國是一個靠指導思想來治國的國度。這一點，既是中國的政治傳統，也是中國的文化傳統。自西漢社會中期以來，無論是誰，無論哪個階級，幹大事者都尋找和運用指導思想。中國近代“百年戰爭”以來，尋找和運用指導思想就一直沒有停止過。7中國共產黨接過了馬克思主義，到延安以後，提出和推進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蔣介石則把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摻入了中國傳統儒家文化和一些西方文化，形成了“蔣記三民主義”體係。陳布雷早年接受的是中國儒家文化和以三民主義為核心的近代新文化。加入國民黨之後，他就為豐富和發展“蔣記三民主義”而努力，並積極協助蔣介石用“蔣記三民主義”大抓“幹部培訓”和“黨的建設”，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陳伯達早年接受的是中國傳統文化和馬克思列寧主義。到延安之後，圍繞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一主題，積極協助毛澤東推進中國共產黨九年大學習。同樣是抓學習，抓“黨建”，國民黨是越抓越腐化墮落；共產黨是九年大學習、“大黨建”，結果使自己實現了曆史性的升華。國民黨在江西“剿共”時，高舉“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旗幟，殊不知他就輸在“七分政治”腐化墮落上了。抗日戰爭結束後，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興起，中國革命又一次進入了曆史轉折點。陳布雷肩負起了國民黨宣傳戰線“總指揮”的曆史責任，陳伯達肩負起了中國共產黨宣傳戰線“旗手”的責任。國共兩黨展開了軍事、政治、文化、經濟總決戰，結果是國民黨敗北，陳布雷“自別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