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伯達奉命奔赴延安，正趕上華北地區的流亡人群。從天津市到塘沽港，隻五六十裏旱路，日常沒有那麼多行人來往。可戰亂時期，這條路上湧滿了逃難的中國民眾。特別是塘沽港，成千上萬的逃難者，等待著開往青島去的輪船。每有船至，群起蜂擁而上。每日的行船卻寥寥無幾。無法，逃難的民眾隻得在岸邊過夜。日複一日，盼著遠去的船隻，一般都得呆上四五天才能夠上船而去。陳伯達看著這些呼天號地的無辜民眾，想起山河破碎、國破家亡的現實，心情十分難過。坐上船後，曆5日，始達青島。不大的船隻，裝滿了流亡的人群。船上連吃飯問題都很難解決，大家隻得捱著時日。遠處，浩海無邊，近處，深青的海水時而悠悠漂移，時而波浪翻湧而至。一群群的海鷗隨船而行，上下翻飛，不時地叫著。黃昏，落日海上的夕陽，沉下遠處的海天。夜晚，船上海風陣陣，十分涼爽。在青島碼頭，上了岸的人群，紛紛向火車站奔去。兩點距離不遠，德國式建築的青島火車站，卻擠滿了成千成萬的流亡的人群。在青島，陳伯達一家與黃敬一起經濟南轉往西安。到西安後，黃敬與陳伯達分手，陳伯達帶著妻兒從西安向北行，1937年8月下旬來到延安。
2.跋山涉水尋找進步的歸宿
抗日戰爭爆發後，成千上萬的知識分子、青年學生為尋找革命的真理，奔赴革命聖地延安。
這種奔赴的過程十分艱險。華北地區的知識分子、青年學生，在向南向西流亡的過程中，有一部分人進入了山西。抗戰開始時，山西閻錫山也積極抗日。於是，不少知識青年投奔閻錫山處，進入山西民族民主革命大學學習。當這些人看清閻錫山本來麵目後，一部分人過了黃河，到了延安。一部分人直接參加了晉察冀豫幾省的抗日民族解放鬥爭。華北、東北的知識分子、青年學生，還有一部分跟隨國民政府到武漢，武漢失陷後，再折向陝西，繞了大半個中國，才輾轉來到陝北的延安。華中、華南地區的知識分子、青年學生更是路途遙遠，跋山涉水，千裏迢迢，向延安邁進。
這種戰時人才大規模的向延安流動，開始時並沒有引起國民黨當局多大重視。1938年秋天以後，國民黨發現了問題的嚴重性。1938年底國民黨落腳重慶後，加強了對這方麵的管理和控製。國民黨這樣認為，如果讓這一代有知識的青年都在抗日戰爭期間跟共產黨走，那將來中國的江山，一定是共產黨的。因此必須采取措施控製這種局麵的發展。1939年1月，國民黨召開五屆五中全會，通過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動政策。會後，國民黨從兩方麵加強了管理控製措施。一方麵，國民黨督令內遷大後方的西南聯合大學、同濟大學、中山大學、中法大學、華中大學、浙江大學、廣西大學、大夏大學、交通大學、湘雅醫學院、複旦大學、武漢大學、中央大學、朝陽學院、燕京大學、金陵大學、光華大學、東北大學等幾十所高校迅速恢複招生和擴大招生，防止人才大量向延安流動。另一方麵，國民黨采取法西斯手段，鎮壓去延安的學生。國民黨在去延安的路上和各城市交通要道，設置關卡，專門檢查截留扣押投奔延安的青年。青年學生奔延安，沒被抓住算幸運，如被抓住則被關進勞動訓導營、集中營之類的監獄，受盡酷刑，不少人被秘密殺害。僅1939年一年，被國民黨截留關押的不下幾萬人。1940年以後，去延安的青年學生逐漸減少。
陳伯達奉命奔赴延安，正趕上華北地區的流亡人群。從天津市到塘沽港，隻五六十裏旱路，日常沒有那麼多行人來往。可戰亂時期，這條路上湧滿了逃難的中國民眾。特別是塘沽港，成千上萬的逃難者，等待著開往青島去的輪船。每有船至，群起蜂擁而上。每日的行船卻寥寥無幾。無法，逃難的民眾隻得在岸邊過夜。日複一日，盼著遠去的船隻，一般都得呆上四五天才能夠上船而去。陳伯達看著這些呼天號地的無辜民眾，想起山河破碎、國破家亡的現實，心情十分難過。坐上船後，曆5日，始達青島。不大的船隻，裝滿了流亡的人群。船上連吃飯問題都很難解決，大家隻得捱著時日。遠處，浩海無邊，近處，深青的海水時而悠悠漂移，時而波浪翻湧而至。一群群的海鷗隨船而行，上下翻飛，不時地叫著。黃昏，落日海上的夕陽，沉下遠處的海天。夜晚，船上海風陣陣，十分涼爽。在青島碼頭，上了岸的人群，紛紛向火車站奔去。兩點距離不遠，德國式建築的青島火車站，卻擠滿了成千成萬的流亡的人群。在青島，陳伯達一家與黃敬一起經濟南轉往西安。到西安後，黃敬與陳伯達分手，陳伯達帶著妻兒從西安向北行，1937年8月下旬來到延安。
2.跋山涉水尋找進步的歸宿
抗日戰爭爆發後，成千上萬的知識分子、青年學生為尋找革命的真理，奔赴革命聖地延安。
這種奔赴的過程十分艱險。華北地區的知識分子、青年學生，在向南向西流亡的過程中，有一部分人進入了山西。抗戰開始時，山西閻錫山也積極抗日。於是，不少知識青年投奔閻錫山處，進入山西民族民主革命大學學習。當這些人看清閻錫山本來麵目後，一部分人過了黃河，到了延安。一部分人直接參加了晉察冀豫幾省的抗日民族解放鬥爭。華北、東北的知識分子、青年學生，還有一部分跟隨國民政府到武漢，武漢失陷後，再折向陝西，繞了大半個中國，才輾轉來到陝北的延安。華中、華南地區的知識分子、青年學生更是路途遙遠，跋山涉水，千裏迢迢，向延安邁進。
這種戰時人才大規模的向延安流動，開始時並沒有引起國民黨當局多大重視。1938年秋天以後，國民黨發現了問題的嚴重性。1938年底國民黨落腳重慶後，加強了對這方麵的管理和控製。國民黨這樣認為，如果讓這一代有知識的青年都在抗日戰爭期間跟共產黨走，那將來中國的江山，一定是共產黨的。因此必須采取措施控製這種局麵的發展。1939年1月，國民黨召開五屆五中全會，通過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動政策。會後，國民黨從兩方麵加強了管理控製措施。一方麵，國民黨督令內遷大後方的西南聯合大學、同濟大學、中山大學、中法大學、華中大學、浙江大學、廣西大學、大夏大學、交通大學、湘雅醫學院、複旦大學、武漢大學、中央大學、朝陽學院、燕京大學、金陵大學、光華大學、東北大學等幾十所高校迅速恢複招生和擴大招生，防止人才大量向延安流動。另一方麵，國民黨采取法西斯手段，鎮壓去延安的學生。國民黨在去延安的路上和各城市交通要道，設置關卡，專門檢查截留扣押投奔延安的青年。青年學生奔延安，沒被抓住算幸運，如被抓住則被關進勞動訓導營、集中營之類的監獄，受盡酷刑，不少人被秘密殺害。僅1939年一年，被國民黨截留關押的不下幾萬人。1940年以後，去延安的青年學生逐漸減少。
從1937年抗戰爆發到1940年各根據地困難局麵的到來，海內外來延安和奔赴各抗日根據地的青年學生初步統計有20餘萬人。中國共產黨安排這些有誌之士和青年學生，基本上抱定兩條原則：其一是在延安和各抗日根據地大力開辦新式幹部學校，讓這些人進入學校學習，授以革命道理，培養他們成為為爭取民族解放而鬥爭的戰士；其二為從學校培養出來後，讓他們迅速投入偉大的民族解放戰爭，使其報國有門，並在抗日民族解放戰爭中提高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