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為陣地，毛澤東親自登台執教，講授哲學，並以此為點，帶動全局，引發全黨的大學習。1937年4月至8月，毛澤東在抗大講授《辯證法唯物論（講授提綱）》一書，每星期二、四上午講授，每次講3個半小時，下午參加學員討論。三個月，共講了100多個學時。延安的中高級幹部，紅軍初、中、高級幹部，知識青年，延安幹部學校教職員工，大多都親自聆聽和學習了毛澤東100多個學時的《辯證法唯物論（講授提綱）》的哲學講授。之後，延安解放出版社出版了此書，並從三個方麵迅速推動了中國共產黨人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大學習。
首先，推動了延安的幹部教育。中國共產黨在陝北和各根據地開辦的20幾所幹部學校，均把毛澤東的這部著作列為教材，把哲學列為主要課程，分批分期地對黨的幹部進行係統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教育。其次，推動了延安理論界對哲學的深入研究。在毛澤東的帶動和組織下，艾思奇對孫中山的哲學思想、“哲學與生活”、“思想方法論”，陳唯實對“斯大林對唯物辯證法的新發展”，周揚對契爾那夫斯基的美學，範文瀾對中國經學史的演變，和培元對形式邏輯與辯證法，陳伯達對中國近代哲學思潮、中國古代哲學專題，潘梓年對“邏輯與邏輯學”，李達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基本原理等，都進行了較為深入的研究，出版了一批頗有質量的論文和專著。延安的思想理論界，出現了哲學研究的“春天”。第三，推動了黨的高級幹部對哲學的深入學習與研究。1939年上半年，毛澤東組織了一個哲學研究小組，每周一次會議，討論毛澤東《辯證法唯物論（講授提綱）》中的諸多問題，討論最多的是“矛盾論”問題。之後，其他中央機關和黨的領導人也紛紛組織起學習研究小組。陳雲同誌領導的小組，有計劃地學習《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哲學選輯》、《資本論》等書籍，規定小組成員每周必讀一定的章節，要求逐段逐句讀懂，作好筆記，每周一次討論會，首先逐頁進行質疑，質疑後，由報告人報告，然後聯係實際問題進行討論，最後由指導員作結論。陳雲領導的小組一直堅持了5年。張聞天領導的小組專門學習研究哲學，曆時一年多，艾思奇擔任指導員。艾思奇負責擬定學習提綱，指定參考材料，大家經過自學後，每周六上午召開學習討論會。開會時，有質疑，有報告，有討論，有結論。質疑形式多樣，報告內容豐富，既有一般性的報告，又有插入性的專題報告。報告簡短精粹。每次小組會，都開得生動活潑，討論中各抒己見，自由辯論，有時展開熱烈的爭論，最後由艾思奇作總結。毛澤東、張聞天、陳雲三個學習小組的帶頭作用，開啟了延安時期全黨的大學習。
以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為陣地，毛澤東親自登台執教，講授哲學，並以此為點，帶動全局，引發全黨的大學習。1937年4月至8月，毛澤東在抗大講授《辯證法唯物論（講授提綱）》一書，每星期二、四上午講授，每次講3個半小時，下午參加學員討論。三個月，共講了100多個學時。延安的中高級幹部，紅軍初、中、高級幹部，知識青年，延安幹部學校教職員工，大多都親自聆聽和學習了毛澤東100多個學時的《辯證法唯物論（講授提綱）》的哲學講授。之後，延安解放出版社出版了此書，並從三個方麵迅速推動了中國共產黨人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大學習。
首先，推動了延安的幹部教育。中國共產黨在陝北和各根據地開辦的20幾所幹部學校，均把毛澤東的這部著作列為教材，把哲學列為主要課程，分批分期地對黨的幹部進行係統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教育。其次，推動了延安理論界對哲學的深入研究。在毛澤東的帶動和組織下，艾思奇對孫中山的哲學思想、“哲學與生活”、“思想方法論”，陳唯實對“斯大林對唯物辯證法的新發展”，周揚對契爾那夫斯基的美學，範文瀾對中國經學史的演變，和培元對形式邏輯與辯證法，陳伯達對中國近代哲學思潮、中國古代哲學專題，潘梓年對“邏輯與邏輯學”，李達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基本原理等，都進行了較為深入的研究，出版了一批頗有質量的論文和專著。延安的思想理論界，出現了哲學研究的“春天”。第三，推動了黨的高級幹部對哲學的深入學習與研究。1939年上半年，毛澤東組織了一個哲學研究小組，每周一次會議，討論毛澤東《辯證法唯物論（講授提綱）》中的諸多問題，討論最多的是“矛盾論”問題。之後，其他中央機關和黨的領導人也紛紛組織起學習研究小組。陳雲同誌領導的小組，有計劃地學習《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哲學選輯》、《資本論》等書籍，規定小組成員每周必讀一定的章節，要求逐段逐句讀懂，作好筆記，每周一次討論會，首先逐頁進行質疑，質疑後，由報告人報告，然後聯係實際問題進行討論，最後由指導員作結論。陳雲領導的小組一直堅持了5年。張聞天領導的小組專門學習研究哲學，曆時一年多，艾思奇擔任指導員。艾思奇負責擬定學習提綱，指定參考材料，大家經過自學後，每周六上午召開學習討論會。開會時，有質疑，有報告，有討論，有結論。質疑形式多樣，報告內容豐富，既有一般性的報告，又有插入性的專題報告。報告簡短精粹。每次小組會，都開得生動活潑，討論中各抒己見，自由辯論，有時展開熱烈的爭論，最後由艾思奇作總結。毛澤東、張聞天、陳雲三個學習小組的帶頭作用，開啟了延安時期全黨的大學習。
2.陳伯達在學習與研究中初露鋒芒
毛澤東引導全黨大學習，並從學習和研究哲學起步，為陳伯達的發展提供了曆史機遇。
陳伯達對中國古代和近代哲學思想很有研究，到達延安後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孫中山先生關於民族革命統一戰線思想的發展》，發表在1938年4月的《解放》周刊第33期上。與他同期發表文章的還有艾思奇、楊鬆兩人。《解放》周刊在登載他和艾思奇的文章時，加了編者按：
陳伯達、艾思奇兩教授在孫中山先生逝世13周年特為本刊撰寫文章，我們很是感激。兩教授對於中山先生學說新的見解，值得大家研究與討論。
陳伯達在他的文章中，論述了孫中山三民主義思想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聯係，強調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重要性。文章寫的深刻，觀點新穎，立刻引起了延安思想理論界的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