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持久戰》一書一問世，立刻在全國引發了轟動效應。僅1938年到1939年春，就印行了19版。書中所論述的豐富的理論內容，不但從思想上武裝了我黨、我軍，而且武裝了全國人民，極大地堅定和增強了人們為爭取民族解放而鬥爭的必勝信心，對進行抗日戰爭和爭取抗戰的最後勝利，起到了極大的動員和指導作用。這部傑出著作的發表，在思想上奠定了中國共產黨對抗日戰爭的領導地位，確立了毛澤東在全國的理論威望。有許多進步青年，就是因為看了這部著作才下定決心，打起背包，由武漢、重慶等地徒步走到延安的。連許多國民黨部隊，當時都把這部著作奉為經典，作為戰地的最佳讀本，反複閱讀。在毛澤東的帶動下，朱德、周恩來、劉少奇、任弼時、鄧小平、彭德懷、劉伯承、陳毅、羅榮桓、賀龍、聶榮臻、葉劍英、徐向前等黨和軍隊領導人及軍隊將領，紛紛投入了對抗日戰爭的研究與演講。一時間，延安抗日戰爭論壇成了中國共產黨大學習的一抹亮麗的彩虹。
2.陳伯達等全力協助毛澤東文字工作
學習與研究中日戰爭，資料準備是基礎。毛澤東指導李六如、陳伯達、和培元等人，努力做好信息資料準備工作。為此，中央軍委辦公室擴大了報刊雜誌訂閱規模，達到30多種。如《中央日報》、《掃蕩報》、《益世報》、《新蜀報》、《時事新報》、《商務日報》、《新民日報》、《秦風報》、《工商日報》、《西京日報》、《前線日報》、《新工商》、《大剛報》、《光華日報》、《國家社會報》、《世界知識》、《經濟建設季刊》、《群眾》、《解放》、《人與地》、《中農月刊》、《財政評論》、《四川農情報》、《農業推廣通訊》、《中國農村》、《四川經濟季刊》、《中國農民》、《列強軍事實力》、《新聞周報》、《文化雜誌》、《貴州經濟》、《中外經濟年報》、《中外經濟拔萃》等，都在閱覽範圍之內。對於這些報刊雜誌，毛澤東指示陳伯達等人，擇其重要資料整理出來，在軍委負責人和中央書記處成員之間互相傳看，彼此交換閱後意見。
在不斷搜集和積累信息資料的基礎上，毛澤東又指示陳伯達等人編輯《時事問題叢書》，在延安和各根據地發行，為全黨同誌和根據地的軍民學習與研究戰爭提供所必須的資料。
為編好叢書，毛澤東指示李六如、和培元兩人於1938年冬組織了一個時事問題研究會，隸屬軍委辦公室。研究會1939年夏季以前由和培元負責，夏季以後由陳伯達負責。時事問題研究會，負責搜集和整理材料，編輯《時事問題研究叢書》。研究會分“日本問題、淪陷區問題、國際問題、抗戰中的中國問題”這樣四個問題來研究，分別搜集資料，用綜合文摘體裁出版參考資料。從1939年到1942年，延安時事問題研究會陸續編輯出版了《戰爭中的日本帝國主義》（1939年）、《日本帝國主義在中國淪陷區》（1942年）、《九一八以來國內政治形勢的演變》、《抗戰中的中國經濟》、《抗戰中的中國政治》、《抗戰中的中國軍事》、《抗戰中的中國教育與文化》、《九一八以來的中國》、《抗戰中的中國國民黨》、《七七以來國內風雲錄》等11部資料叢書。毛澤東親自為叢書撰寫序言，借以推動全黨幹部加強對抗日戰爭的研究，做到對戰爭心中有數。1940年2月《中國文化》創刊號上，登載了《時事問題研究會》的新書廣告：
《論持久戰》一書一問世，立刻在全國引發了轟動效應。僅1938年到1939年春，就印行了19版。書中所論述的豐富的理論內容，不但從思想上武裝了我黨、我軍，而且武裝了全國人民，極大地堅定和增強了人們為爭取民族解放而鬥爭的必勝信心，對進行抗日戰爭和爭取抗戰的最後勝利，起到了極大的動員和指導作用。這部傑出著作的發表，在思想上奠定了中國共產黨對抗日戰爭的領導地位，確立了毛澤東在全國的理論威望。有許多進步青年，就是因為看了這部著作才下定決心，打起背包，由武漢、重慶等地徒步走到延安的。連許多國民黨部隊，當時都把這部著作奉為經典，作為戰地的最佳讀本，反複閱讀。在毛澤東的帶動下，朱德、周恩來、劉少奇、任弼時、鄧小平、彭德懷、劉伯承、陳毅、羅榮桓、賀龍、聶榮臻、葉劍英、徐向前等黨和軍隊領導人及軍隊將領，紛紛投入了對抗日戰爭的研究與演講。一時間，延安抗日戰爭論壇成了中國共產黨大學習的一抹亮麗的彩虹。
2.陳伯達等全力協助毛澤東文字工作
學習與研究中日戰爭，資料準備是基礎。毛澤東指導李六如、陳伯達、和培元等人，努力做好信息資料準備工作。為此，中央軍委辦公室擴大了報刊雜誌訂閱規模，達到30多種。如《中央日報》、《掃蕩報》、《益世報》、《新蜀報》、《時事新報》、《商務日報》、《新民日報》、《秦風報》、《工商日報》、《西京日報》、《前線日報》、《新工商》、《大剛報》、《光華日報》、《國家社會報》、《世界知識》、《經濟建設季刊》、《群眾》、《解放》、《人與地》、《中農月刊》、《財政評論》、《四川農情報》、《農業推廣通訊》、《中國農村》、《四川經濟季刊》、《中國農民》、《列強軍事實力》、《新聞周報》、《文化雜誌》、《貴州經濟》、《中外經濟年報》、《中外經濟拔萃》等，都在閱覽範圍之內。對於這些報刊雜誌，毛澤東指示陳伯達等人，擇其重要資料整理出來，在軍委負責人和中央書記處成員之間互相傳看，彼此交換閱後意見。
在不斷搜集和積累信息資料的基礎上，毛澤東又指示陳伯達等人編輯《時事問題叢書》，在延安和各根據地發行，為全黨同誌和根據地的軍民學習與研究戰爭提供所必須的資料。
為編好叢書，毛澤東指示李六如、和培元兩人於1938年冬組織了一個時事問題研究會，隸屬軍委辦公室。研究會1939年夏季以前由和培元負責，夏季以後由陳伯達負責。時事問題研究會，負責搜集和整理材料，編輯《時事問題研究叢書》。研究會分“日本問題、淪陷區問題、國際問題、抗戰中的中國問題”這樣四個問題來研究，分別搜集資料，用綜合文摘體裁出版參考資料。從1939年到1942年，延安時事問題研究會陸續編輯出版了《戰爭中的日本帝國主義》（1939年）、《日本帝國主義在中國淪陷區》（1942年）、《九一八以來國內政治形勢的演變》、《抗戰中的中國經濟》、《抗戰中的中國政治》、《抗戰中的中國軍事》、《抗戰中的中國教育與文化》、《九一八以來的中國》、《抗戰中的中國國民黨》、《七七以來國內風雲錄》等11部資料叢書。毛澤東親自為叢書撰寫序言，借以推動全黨幹部加強對抗日戰爭的研究，做到對戰爭心中有數。1940年2月《中國文化》創刊號上，登載了《時事問題研究會》的新書廣告：
圖書廣告——《日本在淪陷區》。延安時事問題研究會繼《戰爭中的日本帝國主義》之後，又編輯出版了《日本帝國主義在中國淪陷區》（簡稱：《日本在淪陷區》）一書，全書30餘萬言，為國內搜集淪陷區材料最豐富的第一本書。抗戰幹部們要積極對付敵人，苦於不知道敵人在淪陷區幹了些什麼，並將怎樣幹，讀了此書後，便立知梗概。全書分經濟、政治、暴行三部分，篇首有毛澤東同誌的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