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和英國經濟的中流砥柱（在美國，服務業創造了80%的工作機會）—傾斜。即使美國也存在著很多工作機會“內包”的現象，而服務行業對此的焦慮會更強烈。在國外同行競爭的情況下，會計師、律師、放射線學者，以及很多為他們自己的生計而擔憂的人可能會處於失業的風險之中。即使一些專家感到對服務行業工作機會的擔憂有點過頭了，但這種擔憂本身就是一種威脅。
一些經濟學家，如哥倫比亞大學的傑格迪什·巴格沃蒂，就反對對服務行業的這種擔憂，他說：“工作人員就近工作還是非常有必要的，因為很多服務性的工作不可能遠距離進行。”我同意那種威脅有些誇大，但這種對失去工作機會的焦慮的確是實實在在的。而且，它們還有可能引起美國政策方麵的逆反應，並進而引起全球市場的動蕩。事實上，在美國，那種反對所謂的“大公司利益”的平###義觀點卻在日漸加強。
令人擔心的問題是，我們的政治家們是否意識到了他們很難做到在使用立法或調控手段對全球體係進行恰當控製的同時，能夠避免帶來無意識消極後果。這種情況讓我想起了英國政府在20世紀60年代的做法，那時它通過阻止人們把金錢帶到國外消費來修補其金融體係。但實際上，這個表麵上看來極其不錯的阻止貨幣貶值的做法卻被事實證明帶來了巨大災難。這種修補做法使得英國後院起火，幾乎摧毀了英國中產階層的所有儲蓄。這就是為什麼政策製定者在麵對今天洶湧澎湃的資金狂潮時，需要采取一種審慎應對的策略。要知道，全球市場也有像野獸一樣被激怒的時候。
今天我們正處在一個相當奇怪的新時代，除了出口商品的國家（俄羅斯和其他石油出口國）之外，全球經濟正在越來越超出政府的實際控製—即使中國經濟也無法由中央政府輕易控製。
在這個新世界中，各國政府都在積極融入其中並試圖發揮重要作用。也許用不了多長時間，它們的影響就顯現出來了。舉個例子來說，政府機構—比如說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由第三世界債務方組成的巴黎俱樂部①—在幫助協調資金流動方麵都發揮了重要作用。隨著新興市場債務的償清和全球現金流量的大增，這些政府機構也在更大程度上發揮著其重要的協調作用。
我們可以看一下中國和印度政府在這方麵的政策，這兩個國家的政府都在同一些新興市場國家簽署廉價的貸款合同，以換取這些市場的商品—比如說石油。但這些政策在不同程度上也引起了其他經濟體的抱怨和彼此之間的關係緊張。現在，有一些人就認為，中國從全球貨物和商品貿易體係中獲利的同時，卻沒有做出促進這個體係穩定的行動，而是破壞了這種穩定性。
實際上，中國和一些國家都在與世界銀行競爭，而且出價要比世界銀行低，與世界銀行不同，它們的貸款並不牽涉環境或者###標準問題。中國、印度和其他國家都正在使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其他機構邊緣化，其中一個明顯的證據是在2007年4月14日那個周末表現出來的。在那一天，工業化國家召開了一次極其重要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財政部長及中央銀行行長會議。在這次會議上並沒有中國的身影。在2007年10月初的一次會議上，中國派出了一個並沒有實權的代表參加會議，而高級官員並沒有參加。他們缺席的原因可以解釋為：他們更加關注國內的緊迫問題。
在第4章，我將闡述中國與世界在未來那種無法確定的發展關係。美國參議院金融委員會（2000~2003年）首席貿易顧問格雷格·馬斯泰爾認為，在未來會出現很多混亂局麵，其中包括即將到來的對環境政策的爭執。馬斯泰爾說：“如果中國放開鋼鐵和化學工業的溫室氣體排放控製或者對這些行業支付大量補助金，那麼美國和歐洲的相關競爭行業就會受到極大的威脅。”這是因為WTO（世界貿易組織）附則規定，美國和歐洲沒有權力對中國進口產品的實際關稅稅率進行幹涉。WTO允許的貿易限製隻適用於“對瀕臨耗竭自然資源的保護”。針對國家的環境製定的貿易政策是非常模糊的，也是很不到位的。馬斯泰爾預計，美國和歐洲的核心產業將會在殘酷的競爭中被挖空，而它們在法律上卻無能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