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但這也絕對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事實上，美國和中國已經連在了一起，而真正解決當前的貨幣問題也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中國政府停止了中央銀行對市場的幹預，那麼人民幣的強勢地位將會大大加強，國外產品將會以更具競爭優勢的價格在中國市場上銷售。但如果允許人民幣升值，中國一些缺乏競爭力、效率低下的國有企業將會麵臨破產的厄運，從而造成大量的失業人口（中國的貿易順差占GDP的七分之一）。然而，美國的狀況是，長期保持貨幣貶值、低儲蓄和對石油的大量進口，現在美國的經常賬戶赤字已經達到GDP的5%。這種不平衡的局麵不論對中國和美國來說都是毫無益處的。
美國金融界的領導人物對美國盲目自大的金融發展趨勢也不是熟視無睹。高盛集團的CEO保爾森在華爾街就是一個受人尊敬的金融大人物，他在2006年7月以拯救者的身份擔任了美國財政部長。雖然保爾森對金融市場駕輕就熟，但他的獲任還有一個重要原因—他是一位中國專家，他曾經在中國參與過70多次商務活動。在布什政府看來，對保爾森的任命可以起到一石二鳥的效果，因為一方麵，保爾森可以緩解金融市場出現的危機局麵，另一方麵，保爾森還可以憑借其對中國的了解迅速打開一條解決中美雙邊經貿問題、理清兩國貨幣關係的捷徑。
2006年12月，保爾森決定開始對中國采取行動了。那時已經至少有35項關於中美之間貿易行為的法案被提交到了國會山。保爾森隨後組織了自從尼克鬆總統時期以來最高級別的代表團前往中國訪問。代表團包括布什政府內閣大部分的成員，甚至不大願意參與的美聯儲主席本·伯南克也一同飛往中國北京。那麼中國政府是如何應對的呢？最後，保爾森兩手空空地回到了美國。很顯然，美國財政部既想要中國不對美國金融服務和農業這兩大對美國關係重大的領域實施報複性的行動，又想順利地解決中美之間的貿易矛盾，這是不可能的事情。如果中國停止購買美國的農產品或者削減購買量，並且限製美國在中國的金融投資活動，那麼這對美國的經濟而言，破壞性將是非常大的。
美國財政部官員認為，中國之所以在貨幣改革的進程上遲疑，主要是擔心，在邊際產業領域，中國內陸省份會失去市場和工作機會。當我問詢財政部相關官員這個問題時，他們總是以“我們將靜觀其變”來搪塞過去。實際上，他們對中國“空口無憑”的貨幣改革實施時間也不是十分確信。同樣，歐洲官員們在對中國貨幣問題的訴求上也“碰了一鼻子灰”。另外在人民幣升值問題上，中國決策者也認為，如果人民幣突然強勢走高會削弱中國產品的出口競爭力，而且一些經營不善的國有企業也會麵臨破產的壓力。
一個相關的問題是，人民幣的升值能否極大地緩解中美貿易的不平衡狀況呢？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資深研究員莫裏斯·戈爾茨坦和尼古拉斯·拉迪認為，中國出口商在彙率變化的情況下並不會輕易遭受損失，因為中國沒有最低工資的底線。這樣，最低工資可以補償人民幣升值所帶來的負麵影響—也就是說，隻有社會出現不穩定或者勞動力市場出現大的變動導致對勞動力市場限製的增加，最低工資標準才有可能製定。正像前麵所說的，那些對雇傭體製的限製也已經出台了。同時，在一些先進的行業中，中國工人必須掌握複雜的科學技術，中國公司實際上也正在經曆勞動力短缺，這種發展趨向會有助於最低工資標準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