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複雜深邃的金融市場奇才相抗衡。
政策界同時也必須解決全球經濟中的國有銀行所存在的問題—無論是德國、中國、法國還是意大利—這些問題都是全球金融體係的弱點。比如，2007~2008年次貸危機期間，德國的中級市政和國有銀行代表了“政治銀行”的最糟表現。這一係統一直隱藏其次貸風險，直到為時已晚。隨著這些機構的倒閉，它們隻能被大型的獨立銀行所接管。國際金融體係迫切需要將這些國有銀行係統轉移到全球銀行專家查爾斯·達拉拉所說的“市場化的更健康的根基”上來。當然，市場化的銀行也存在問題。它們也做過一些很愚蠢的事情。但它們不會像國有銀行那樣聽從於政府的直接政治領導。20世紀90年代日本政府在恢複經濟上的失敗正是因為其銀行在政府決策者以及政界精英的指導下，沒有及時清理掉它們資產負債表中堆積如山的不良貸款。如果銀行當時能更加獨立，這種情況就不會發生。
從一個更廣的角度說，如今的政治領導者需要清楚，即使所有必要的金融改革都到位了，財政上的透明度增加，並且對於財政架構的信心回歸了，世界經濟將仍然有可能陷於危機之中。當然，各種威脅也會存在：恐怖主義，天氣和氣候的變化，以及即使努力進行財政改革，金融恐慌仍然增多。但是對於世界經濟秩序最終的威脅是經濟全球化進程自身出現問題並崩潰，從而難以為繼，使世界回到猶如20世紀70年代那樣一個長期的經濟蕭條狀態，也許情況還會更糟。
一些專家指出，全球化進程，特別是金融全球化進程，以及前幾十年巨大的財富增長，可能是得益於兩種也許不會再次出現的發展：首先，60年間沒有出現世界範圍的軍事衝突；其次，計劃經濟模式的全麵崩潰。這種崩潰也許一次性釋放了被壓抑的創新能量。因此，這種理論認為，前幾十年中全球化進程的成功不太可能被複製。
相當大一部分主流輿論領袖開始質疑全球化的基礎。例如在《外交》中，拉維·埃貝德拉爾和亞當·西格爾指出：“美國、歐洲和中國的政治家及其選民們對於資金、貨物甚至人口自由出入於他們國家的邊境越來越不安。 | 好|書|多 ωωω.haoshuduo.com | 而最具全球性的產品—能源，也再次成為了資源民族主義最炙手可熱的目標。”我願意補充一點，那就是即將出現的亞洲和西方世界關於全球氣候變暖的爭端可能會威脅並嚴重減少對於全球貿易體係的支持。
近幾年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鼓勵發展經濟以改革金融機製，讓外國投資資本穿越國界自由流通方麵變得越來越冷淡。導致這種消極行為的原因是很多發展中國家的金融係統幾乎沒有或完全沒有透明度，同時也缺乏足夠的規章製度來管理運營。因而外國投資資本很容易就流失了。一旦發現麻煩，就會發生大範圍的撤資，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這樣的機構留下一些費力不討好的任務—阻止隨之而來的危機傳播到影響更廣的全球金融體係。
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是由世界各地政府經濟學家所組成的，總部設在巴黎。它同樣也收回了早先對於經濟全球化的支持。世界兩大國際信用評級機構，穆迪和標準普爾，實際上已經對發展中國家進行了警告，提醒它們太快的資本市場自由化所帶來的危險。
如果所有這樣的國際經濟組織都不支持金融全球化進程，誰還會支持呢？我相信唯一的答案是，一群具有改革勇氣和卓越遠見的政治領導者。他們將來自社會公共部門或者私營機構，包括中央銀行和政治領導層的主要責任人。他們會挺身而出，向所有人闡述自由貿易和自由化企業資金的經濟全球化模式一旦崩潰所帶來的嚴重的消極後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