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件事在此在曆史性的生存上的實際選擇中已經安排好了，而曆史學恰就在此在的曆史性中才發源，並且唯有在此在的曆史性中才存在。
曆史學對“過去”的開展奠定在命運使然的重演中，這種開展不是“主觀的”，反倒隻有這種開展保障了曆史學的“客觀性”。因為一門科學的客觀性首要地取決於它是否能把包含在它課題中的存在者無所掩蔽地在其存在的源始性中迎麵帶向領會。常人及其知性都要求尺度的“普遍有效性”，要求聲稱“普遍性”；而這些東西在本真的曆史學中比在任何科學中都更不是“真理”的可能標準。
隻因為曆史學的中心課題向來是曾在此的生存的可能性，而曾在此的生存實際上始終以世界曆史的方式生存著，所以曆史學才可能要求自己不為所動地依循“事實”製訂方向。實際研究與此相應就有多重分支，分別以用具史、勞動史、文化史、精神史、觀念史等為其對象。同時，曆史作為承傳給自己的曆史，其本身又向來存在在一種屬於曆史的解釋之中，這種解釋則又有它自己的曆史，結果曆史學通常隻有通過整個傳述史才能逼近曾在此的東西本身。這一點說明了具體的曆史學研究從來可能對其本真的課題保持或遠或近的距離。一個曆史學家可以一下子就“投身於”某個時代的“世界觀”，但卻並不由此證明他本真地從曆史上而非僅僅從“美學上”領會他的對象。另一方麵，一個“僅僅”輯訂資料的曆史學家的生存卻可能是由一種本真曆史性規定的。
這樣看來，即使曆史學的興趣逐漸分化乃至於對最僻遠最原始的文化的興趣占了統治地位，這件事本身也還不證明一個“時代”具有本真的曆史性。其實，“曆史主義”問題的興起倒是再清楚不過的標誌，說明曆史學致力使此在異化於其本真的曆史性。本真的曆史性不一定需要曆史學。無曆史學的時代本身並非也就是無曆史的。
一般曆史學“對於生命來說”既可能“有利”也可能“有害”；這種可能性的根據在於生命在其存在的根子上就具有曆史性，從而它作為實際生存的生命向來已經決定了其為本真的曆史性或非本真的曆史性。關於“曆史學對生命的用處與弊害”，尼采在其《不合時宜的考察》的第二部〔1874年〕裏已經認識到了本質的東西，他在那裏說得明確一義，入木三分。尼采區分了三種曆史學：紀念碑式的、尚古的與批判的曆史學，但他不曾明確展示這三種方式的必然性及其統一的根據。曆史學的三重性在此在的曆史性中已經草描出來了。此在的曆史性同時也可使我們領會到本真的曆史學在何種程度上必須是這三種可能性的實際而具體的統一。尼采的劃分不是偶然的。從他的《考察》的開端處就可推知他領會的比他昭示出來的更多。
此在作為具有曆史的此在隻有根據時間性才可能存在。時間性在其諸放浪方式的綻出視野之統一中到時。此在作為將來的此在本真地生存在下了決心把選擇出的可能性開展出來這一活動中。既然下了決心回到自身，此在便以重演的方式向人類生存的諸種紀念碑式的可能性敞開。從這樣一種曆史性發源的曆史學是“紀念碑式”的。此在作為曾在的此在委托給了它的被拋境況。在以重演的方式占有可能事物之際同時就草描出了懷著敬意保存曾在此的生存這一可能性，而被掌握住的可能性就是在這曾在此的生存那裏公開出來的。所以，本真的曆史學作為紀念碑式的曆史學又是“尚古的”。此在在將來與曾在狀態中作為當前到時，當前開展著而且是作為“當下即是”本真地開展著今天。但隻要今天是從對一種被掌握住的生存可能性的領會方麵得到解釋的，而這種領會又是以將來重演的方式進行的，那麼本真的曆史學就變成剝奪今天的當前性質的活動，亦即變成忍痛從今天沉淪著的公眾性解脫自身的活動。紀念碑式的尚古的曆史學作為本真的曆史學必然是對“當前”的批判。本真的曆史性是這三種曆史學可能統一的基礎。但本真曆史學的基礎的根據則是操心在生存論上的意義即時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