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姚的巨變也源自其深厚的文化底蘊。“餘姚”之得名，說法不一。《風土記》載：“舜後支庶所封之地，舜姓姚，故雲餘姚”。還有一說是因為“邑有句餘山，又南有姚江”。無論傳說怎樣，河姆渡文化確實使餘姚成為了中華文明的發祥地之一。河姆古渡幽幽獨立，拉長了整個華夏曆史，並與良渚文化一起被稱為浙江史前文化的“兩朵奇葩”。在這片土地上，形成了“文獻名邦”、“東南名邑”、“越州巨鎮”；誕生了嚴子陵這樣為曆代傳頌的高風亮節之士，虞世南這樣德行、忠直、博學、文詞、書翰都堪稱典範的“五絕”之才，黃宗羲這樣與顧炎武、王夫之並稱“清初三大儒”甚至享有“中國思想啟蒙之父”美譽的大師，蔣夢麟、樓適夷、餘秋雨這樣名聞當代的學者、作家。
明代的儒學大師王守仁，也是餘姚人引為驕傲的“同鄉”。王守仁，號陽明，開創了“心學”流派及“致良知”學說，是程、朱之後“儒學正脈”的又一座高峰。史稱其為“明第一流人物，立德、立功、立言皆居絕頂”。據載他11歲時就隨口應出一首好詩：
山近月遠覺月小，便道此山大於月；若人有眼大如天，當見山高月更闊。
這樣一首頗富哲理的好詩能由一個稚氣未脫的孩子脫口而出，隻能感慨餘姚這地方真的是人傑地靈。王陽明1472年出生在餘姚龍泉山北麓的瑞雲樓。如今，瑞雲樓前簷柱的楹聯為“立德立功立言真三不朽，明理明知明教乃萬人師”，內簷柱的簷聯為“曾將大學垂名教，尚有高樓揭瑞雲”。
我對王明陽的深刻印象，還在“實事求是”的淵源上。“實事求是”一詞，最初出現於東漢班固撰寫的《漢書·河間獻王傳》，講的是西漢景帝第三子河間獻王劉德“修學好古，實事求是”。而王陽明在宋代朱熹“格物便是致知”、“理在事中”的基礎上，提出了“知行合一”的觀點，倡導“實事求是”的學風。這原本指一種嚴謹的治學態度和方法，是一個經學和考據學的命題，也是中國古代學者治學治史的座右銘。1917年嶽麓書院也掛上了“實事求是”的匾牌，據說這是為湖南公立工業學校遷入嶽麓書院辦學時，由校長賓步程所撰。但我也相信：這個“惟楚有才，於斯為盛”的千年書院，一直就秉承著居學“心憂天下”、用世“匡濟時艱”的傳統，一直就強調“學貴利行”的學風，應該是在這樣重在行動、重在務實的學風下，才有了後來馮桂芬所讚的“中興將相，什九湖湘”的局麵。
青年毛澤東就讀的湖南第一師範，沿革於嶽麓書院。當初毛澤東、蔡和森等一代有為青年“恰同學少年”，常常在此“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糞土當年萬戶侯”。延安時期，中央黨校禮堂竣工，黨校同誌請毛澤東同誌題個詞，主席欣然接受，立即叫人拿來四張二尺見方的麻紙。他秉筆沉思片刻，飽蘸濃墨，迅速揮毫，瞬間，“實事求是”四個雄健瀟灑的大字躍然紙上。今天，在各黨校門口，我們都能看到這四個大字。主席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中曾說：“‘實事’就是客觀存在著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係，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也就是：從實際對象出發，探求事物的內部聯係及其發展的規律性，認識事物的本質。指按照事物的實際情況說話辦事做學問。從此，“實事求是”進入哲學最高領域，成為改造主觀世界和客觀世界的有力的思想武器，成為中國共產黨的行動指南。
鄧小平同誌後來說：“毛澤東思想的基本點就是實事求是，就是把馬列主義的普遍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毛澤東同誌在延安為中央黨校題了‘實事求是’四個大字，毛澤東思想的精髓就是這四個字。毛澤東同誌所以偉大，能把中國革命引導到勝利，歸根到底，就是靠這個。”
餘姚的經濟社會發展也不例外。餘姚市委市政府審時度勢，以“實事求是”的精神引領全市科學發展，使7000年厚重的曆史文化煥發新枝、結出新果，使餘姚成為全國經濟綜合實力百強縣市，並始終位居前列。同時，餘姚也是全國衛生城市、全國科技先進縣市、全國體育先進縣市、全國文化模範縣市和全國創建文明村鎮活動示範點。
2009年11月6日，星期五，晴
餘姚，也是在全國同行業中舉足輕重的“塑料王國”。這裏舉辦的塑博會素稱“中國塑料行業第一展”。
上午9時，在餘姚“中塑國際會展中心”，浙江省委常委、寧波市委書記巴音朝魯同誌朗聲宣布：“第十一屆中國塑博會開幕！”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副總經理李新華、中國石油和化學工業協會名譽會長譚竹洲、浙江省副省長金德水、省政協副主席馮明光、寧波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張金康、副市長徐明夫、市政協副主席範誼及餘姚市委書記、市長陳偉俊同誌等，也出席了開幕式。在寧波期間，我還專程與寧波市委副書記陳新同誌進行了座談。
記得2003年我來浙江考察，與巴音朝魯書記第一次見麵。當時，他還是浙江分管工商行政管理工作的副省長。我簡單談了考察的目的和希望看的地方後，他對此作了精心安排，並特意向我們一行介紹了浙江人和浙江經濟——“既能當老板，又能睡地板”，說的是浙江人；“掙一厘錢不嫌少，賺一個億不賺多”，說的也是浙江人。一個工業基礎薄弱的資源小省，經濟總量位居全國第四，出口創彙贏利額占全國的25%，居民人均收入列全國之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