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奧馬哈無家可歸的兒童太多了，不久後，這個家庭的規模就迅速擴大。眾所周知，一旦一個機構擴大和領導權力的強化後，就會發展成舉足輕重的金融機構。到了20世紀70年代，這個機構已經不僅僅是一家資助無家可歸的兒童的機構了，同時也開始對通過基金籌集起來的資金進行大規模的證券組合經營。
1972年，巴菲特對當時的《華爾街日報》記者喬納森·萊因說了一件事：“我聽說政府已經公布了一項規定，要求慈善性質的基金會公開披露自己的資產總額。於是，我告訴自己的編輯弄一份兒童城的財務報表。在我擔任這家基金股東的時候，就曾經聽說過很多針對兒童城的謠言，但是當我最終發現這家收養了將近700名孤兒、常常聽到他們到處哭窮的機構，竟然已經積累了超過2億美元財富的時候，不禁讓我大驚失色。”
《布法羅新聞報》的發行人斯坦·利普塞當然會支持巴菲特，開始的時候，他和巴菲特還有《太陽報》的編輯保羅·威廉姆斯經常在巴菲特的辦公室，一起討論如何為《太陽報》的企業研究版尋找新聞線索。作為一份周刊，《太陽報》很難像其他日報和電子媒體那樣隨時報道各種突發性的新聞事件，於是，《太陽報》的負責人們不得不為自己的企業版提出具有特色的思路。
當巴菲特將兒童城的事情說給斯坦·利普塞聽後，斯坦·利普塞覺得這絕對是一個報料。保羅·威廉姆斯也非常認可這個提議，就派人進行了深入的采訪和研究。保羅還親自帶領了一個工作組，並組織這一項目的研究工作。保羅·威廉姆斯和斯坦·利普塞一同製訂了計劃，確定采訪日程安排，並對收集到的信息和資料加以分析和整理。
斯坦·利普塞後來回憶說：“我們曾經想到過一個非常好的主題，但最終所發表的文章並非如此。沃倫在這裏麵發揮了非常關鍵的作用，因為是他讓我們了解到，議會剛剛通過的國家國稅管理局的990報表規則，要求慈善性質的基金會公開披露自己的資產總額。我們從華盛頓獲得了兒童城990報表的時候，我們通過這份長達100頁的報告中了解到兒童城居然擁有著2.19億美元價值的資產。在我為這篇報導進行構思的時候，多次認真地閱讀了所有的材料，保羅·威廉姆斯最終完成了這篇報導。在我們的調查接近尾聲，並且已經確認沒有任何遺漏的時候，我們通過電話、打印機把四位記者的全部資料彙集到保羅·威廉姆斯的創作辦公室。……沒有沃倫，也就沒有這篇報導，當然也就沒有後來的普利策獎。這篇報導完全是來自於他的啟發，是他讓我們知道了990報表，也是他幫助我們了解到兒童城所擁有的價值高達2.19億美元的巨額資產。”
巴菲特後來說，作為一個投資人，並不是把錢扔進裏麵不管了，有時候還得做點技術性的事情。這恐怕和他永遠要做最簡單的理論相違背，不過有人認為，巴菲特投資報紙，完全是出於自己的興趣和對母親職業的回敬。巴菲特曾經告訴《華爾街日報》的萊因，他之所以認為新聞報紙業比其他行業更讓他著迷的原因在於：“新聞報紙業要遠遠比為有軌電車安裝耦合器這樣的行業有趣得多。盡管我沒有親身參與這些報刊的編輯工作，但是能夠成為這個有助於強化社會意識的機構中的一員而感到高興。”
大概正是為了驗證自己的話，巴菲特投資《太陽報》並在1981年開始發行自己的《太陽報》，兩年後，他的投資事業太多，隻好抽身出來。
《太陽報》的發行量到底有多好，恐怕並非是巴菲特說的算。一位《太陽報》的報童阿蘭·馬克斯威爾這樣說道：“我在這家報社從事送報工作大約有5年的時間，對於以每份價格隻有15美分的報紙來說，我的收入已經很可觀了。我記得，每出售一份報紙我可以得到5美分的報酬。……我真的希望當時能把自己掙到的這筆錢全部投資到伯克希爾公司中。”
正是那篇報道，才使得兒童城被越來越多的人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