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張第十九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亡？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雲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
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眾，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
子夏曰：博學而篤誌，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己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己也。
子夏曰：大德不逾閑，小德出入可也。
子遊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灑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
子夏聞之曰：噫！言遊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子遊曰：喪致乎哀而止。
子遊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未仁。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子政，是難能也。
Δ儒家悲劇從這裏起
當我們幾乎不留情麵地批評從朱熹到南懷瑾先生曲解東方文化的行為以後，隻要仔細思考一下，卻不能不客觀地說，孔子死後，真正能傳達孔子精神的，幾乎可以說是沒有。上麵子張第十九，全是孔子弟子的言論，這些言論的內含觀念的各執一端是非常明顯的，子張有豪爽的一麵，子夏有踏實的一麵，曾子則有本分的一麵……但是若從整體看，孔子當年那宏闊的精神沒有了。請回憶一下，孔子曾言：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克己複禮為仁。
德不孤，必有鄰。
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
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
子不語怪力亂神。
吾空空如也，叩其兩端而竭焉。
一句話，孔子宏闊性的宇宙性思惟、深沉的宇宙感，在他的再傳弟子身上已經是蕩然無存了。上麵摘錄了子張、曾子、子夏、子遊那麼多語錄，很難說哪一條便是錯了的，但就是找不到孔子那種博大精深的天人本一的宇宙感。東方文化隻要一少了這種東西，就會急速向道德化和消極化大踏步滑下去。中國文化的曆史正好證明了這一點。
通觀南先生的《論語別裁》，就是要把人們引向這兩個泥坑，不是教育人們“善護念”道德，就是大談隱士文化。這是我們絕對不能同意的。
如果從上述孔門弟子的語錄表麵看，似乎無一人偏離了孔子的主旨，但是，若仔細推究便不對了，他們的語錄不僅沒有足夠的宇宙感，也找不到具體的用心方法的支撐點。
例如子張評子夏的觀念，言對人該拒或不該拒的原則。這是完全不可空談的，非在具體的“必有事發”中，誠問己心，方可言拒與不拒。一旦形成原則模式，沒有不錯的。
再如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明藕益批曰：“此便是子夏之學，不是孔子之學，所謂‘小人儒’也。”你還認為你自己有什麼不能忘掉的能力，就已經離東方文化十萬八千裏了！通觀朱熹的著作，其中自覺不自覺地包含著一點，隻害怕自己的所作所知沒有完全讓人知道，一本又一本的著述，無處不是講得頭頭是道。這不是“好學”，這是歪學。朱熹大概是比較欣賞子夏的，他的《近思錄》的標題正是從子夏的“博學而篤誌，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的語錄中取來的。
正是這個子夏，把“致道”與工匠的操作完全等同起來，實在令人難以苟同。“致道”的用心是沒有成與不成可說的，也沒有什麼規矩方圓可言，與“百工以成其事”根本沒有可比性。君子的學道致道，也不是什麼社會性分工，老幼婦孺賢愚善惡無不可“致道”，隻是看有沒有這個緣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