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在善耆的幫助、掩護下，程家檉先後解救出孫毓筠、權道涵、張繼、孫元等一批又一批同盟會精英。張繼不無感慨地說：“向使學界而無韻蓀（程家檉），則中國同盟會必不能以成，北京而無韻蓀，則吾同誌死者必不可勝數。完全終始，一手維持，韻蓀大矣……”
倒是袁世凱，對革命黨深入京師活動甚為重視，偵知程家檉的秘密活動後，下令搜捕，程家檉不得不再次流亡日本。
載灃上台、袁世凱被罷黜後，陸軍部尚書鐵良立即邀請程家檉回國，任陸軍教材編輯，他得以再次以合法身份從事革命活動。善耆則重新聘請他為自己的幕僚。
汪精衛暗殺載灃未遂被捕後，程家檉急忙向善耆陳以利害：“殺一儆百，為昔日陳言，今則民族之義深中人心，兆銘豈畏死者？徒激天下之怒。”又說，“日本維新之初，德川家臣憂本武揚者，以叛其政府，擒於戰陣，因其曾習海軍，不忍刑戮，惟拘囚之，以俟悔過，而日本之海軍卒為武揚所興。人才難得，奚必逆我者而弗能用也？”不能說善耆提議寬大處理汪精衛就是因為程家檉之故，但這個因素不容忽視。
此後，以善耆為掩護，周旋於皇族親貴中的程家檉，將策劃重大行動，若不是袁世凱及時采取措施，中國曆史和大清皇族親貴的命運可能會被改寫。
這是後話。現在，急需回答的是這樣一個疑問：善耆為什麼這樣做？
我們已經知道，善耆與朝廷通緝犯梁啟超保持著密切聯係，慈禧太後去世後，流亡日本的梁啟超與肅王府密集聯絡，策劃除掉袁世凱大計。不管怎麼說，梁啟超是維新黨——保皇黨——立憲派領袖，質言之是主張保留君主製前提下改良政治的，善耆認同他們的觀點，秘密保持聯絡，尤其是他們有共同的“敵人”——袁世凱，結成統一戰線也可以理解。那麼，他對革命黨慷慨資助，頻頻示好，府中藏有革命黨的臥底，又是為什麼呢？總不能說，善耆認同革命黨“驅逐韃虜”的革命吧？
當然，可以理解為，善耆是想以此拉攏、分化革命黨人，但是拉攏、分化應該是有底線的，像善耆這樣又是資助、又是掩護，儼然革命黨的同道、保護傘，似乎超越了底線。
實際上，善耆的目的，主要還是自保。
再說明白些，善耆害怕被暗殺，想以此為自己留條後路。
這是有背景的。
進入20世紀以來，古已有之的刺客遊俠在中華大地複活，加上俄國1905年的革命失敗後許多無政府黨人逃亡到日本，一些中國革命黨人從他們那裏不僅受到了無政府主義思想的影響，而且還學到了許多從事恐怖活動特別是製造炸彈的技術，於發動武裝起事的同時，組織對清廷要員的暗殺，一時成為風氣，形成了“暗殺潮”。1904—1905年間出現了第一波暗殺高潮，1910年又開始出現第二波暗殺高潮。此前比較有影響的暗殺事件包括：1900年，興中會員史堅如為配合孫中山的惠州起義，在廣東巡撫德壽的後花園下挖掘地道，引爆200磅炸藥，氣浪將德壽震下床榻但未能致死，不久史堅如於去香港途中被捕就義。1904年夏，橫濱暗殺團決定暗殺奉命南下整頓財政的戶部侍郎鐵良，開始擬於南京動手，因兩江總督李興銳一家皆傾向於反滿革命，暗殺團為保護之，放棄在南京實施，遂計劃於長沙小吳門附近守株待兔，鐵良未經過此地，躲過一劫，暗殺團成員王漢等即北上於河南彰德等候返京的鐵良，擬在此地將其刺殺，王漢於火車站外乘鐵良上轎之時連開三槍，槍法不精，僅傷一隨從，刺殺失敗，22歲的王漢跳井自盡。1905年，北京正陽門車站，黨人吳樾謀刺出洋五大臣，更是轟動中外。1906年楊卓林謀刺兩江總督端方，1907年徐錫麟刺殺皖撫恩銘……
正是在善耆的幫助、掩護下，程家檉先後解救出孫毓筠、權道涵、張繼、孫元等一批又一批同盟會精英。張繼不無感慨地說：“向使學界而無韻蓀（程家檉），則中國同盟會必不能以成，北京而無韻蓀，則吾同誌死者必不可勝數。完全終始，一手維持，韻蓀大矣……”
倒是袁世凱，對革命黨深入京師活動甚為重視，偵知程家檉的秘密活動後，下令搜捕，程家檉不得不再次流亡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