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在近代史的前幾幕就亡國了，我們可以置之不論，餘有四國可資比較，即中國、日本、俄國、土耳其。這四國的經驗有緊要的共同點，四國近代化都是自上而下的，俄國近代化的發起人是大權獨攬的大彼得，日本近代化的發起人是少數貴族的政治家，中國近代化的發起人是同治年間的權貴，在內恭親王奕?和大學士文祥，在外長江的督撫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土耳其近代化的發起人是少數留學西歐的知識分子。在四國，群眾都是反對近代化的。這不是說這四國的群眾是比別國的群眾特別頑固，無論在哪一國，群眾是守舊的，創造是少數人的事業。在辛亥年，如果全國對國體問題有個總投票的機會，民眾十之八九是要皇帝的，現在的民眾如有全權決定要不要修汽車路，大多數會投票決定不要汽車路。數年之前，如蘇聯的民眾能自由選擇集耕或分耕，百分之九十是要維持分耕的。凱末爾假使遵從民意，土耳其婦女的解放就不會實現了。我們在歐西文化區域內受過教育的人不知不覺地接受了那個區域內的民意哲學，忘記了我們所處的境遇完全不同。英法德美各國進步上的再進步是可遲可早的，至少不致成為國家存亡的問題。歐西文化區域以外的國家則不能不積極地推動各種反民意的改革。
在中、俄、日、土四國之中，近代化既是自上而下，並且常違反民意，改革的推動不能不賴政權的集中。從這四國近代化的過程，我們可以得著一個共同結論：政權愈集中的國家，其推行近代化的成績愈好。所謂好，就是改革的程度愈徹底、愈快速，沒有大彼得的橫暴——不僅專製——舊莫斯科的守舊勢力是不能被打倒的，俄國或要保存韃靼的、東歐的文化直到拿破侖大戰的狂風暴雨，18世紀的寶貴光陰將整個的空費了。在民族的競爭之中，百年的落伍是不易補救的。大彼得雖於死前未得著俄國人的感激，他是俄羅斯民族的大恩人，這是無容疑問的。
日本明治的維新與我國所謂同治中興有一個極大的差別。日本的維新是以政治革命為基礎的，尊王派的政治目的達到了以後，政權才集中，維新家始得以天皇的尊嚴來號召全國。因為天皇的尊嚴到了絕頂，所以日本的維新家無須倡一黨專政，無須用密探和恐怖。同光年間的中國名為統一，實不統一。曾李左諸人的事業不是國家通盤籌劃的事業，李鴻章在北洋負創設新陸軍和新海軍的責任，但他的財源可靠的僅北洋一隅，其他各省的協餉要看李的勢力和李與其他各省督撫的私人關係。京內的禦史老爺們，甚至各衙門的胥吏及內廷的太監都能和他搗亂。到了甲午，尚有北洋艦隊敢與日本一戰，李鴻章已算大成功了。隻有絕頂天才始能創造新事業，始能為民族百年大計。這些天才，因為沒有集中的政權做後盾，不知道曆史上有多少被庸人和群眾反對而消沒了。
印度在近代史的前幾幕就亡國了，我們可以置之不論，餘有四國可資比較，即中國、日本、俄國、土耳其。這四國的經驗有緊要的共同點，四國近代化都是自上而下的，俄國近代化的發起人是大權獨攬的大彼得，日本近代化的發起人是少數貴族的政治家，中國近代化的發起人是同治年間的權貴，在內恭親王奕?和大學士文祥，在外長江的督撫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土耳其近代化的發起人是少數留學西歐的知識分子。在四國，群眾都是反對近代化的。這不是說這四國的群眾是比別國的群眾特別頑固，無論在哪一國，群眾是守舊的，創造是少數人的事業。在辛亥年，如果全國對國體問題有個總投票的機會，民眾十之八九是要皇帝的，現在的民眾如有全權決定要不要修汽車路，大多數會投票決定不要汽車路。數年之前，如蘇聯的民眾能自由選擇集耕或分耕，百分之九十是要維持分耕的。凱末爾假使遵從民意，土耳其婦女的解放就不會實現了。我們在歐西文化區域內受過教育的人不知不覺地接受了那個區域內的民意哲學，忘記了我們所處的境遇完全不同。英法德美各國進步上的再進步是可遲可早的，至少不致成為國家存亡的問題。歐西文化區域以外的國家則不能不積極地推動各種反民意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