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人傳統的比喻當中，稻草隨風飄蕩，代表的是生命的無助，而阿拉伯人卻把稻草和駱駝聯係在一起，用最後一根稻草凸顯了它存在的價值。吳英案會是壓垮中國金融壟斷的最後一根稻草嗎?
張維迎在演講中三次提到了吳英，正如當年鄧小平三次提到投機倒把的年廣久。
投機倒把罪在今天成了曆史的笑談，假若曆史再前行三十年，非法集資類的犯罪會不會同樣也消失在人們的視野中呢?這種可能性應該是存在的。
作為吳英案的一名忠實圍觀者，趁著2012年10天的年假，我決定第四次也是第一次專程趕赴東陽，懷著一種審慎的態度，在易逝的往事中探尋可資記錄的永恒的細節和本質。
吳英案無疑曾經一度是當今時代的一個焦點事件。如今，我試圖重新回到吳英案廣受關注的時刻，迎著人們注視的目光逆行而上，盡可能地找到不同觀察視角的出發點，去探尋人們關注一個死囚命運的緣由。對一個觸犯刑律的死囚，有如此眾多的普通民眾和社會精英不加掩飾地表現出同情與惋惜，這在共和國的司法史上是極為罕見的。
一開始，我並沒有想到要用文字記錄下吳英案的前因後果以及台前幕後，我不過是圍觀吳英案的一個路人甲而已，我並沒有在一開始就看出此案的門道，即便看出了，應該也輪不到我來寫:一是因為我並沒有見過吳英，我不是她事業興衰成敗的親曆者，這種寫作起根兒上在權威性方麵就存在天然的缺陷;二是因為吳英從默默無聞到大紅大紫，一直都是平麵媒體的寵兒，即便她後來成為階下囚開始了漫長的訴訟，這種局麵依然沒有改變。作為電視人，我與吳英案之間根本就沒有發生過與職務行為有關的任何聯係;三是因為我在電視台上班，寫字並非我的特長。舞文弄墨，和吃文字飯的平麵媒體記者比較起來，我並不自信。
後來，和吳英的父親吳永正偶然相識，我隻是憑著本能的好奇與同情心，以一個旁觀者的眼光觀察他為挽救女兒性命所做的一切努力。這時，我算是有了近距離圍觀吳英案的機會。
再往後，隨著對吳英案的認識加深，我看見了這起案件背後的時代價值和標本意義，正如台灣政治大學曆史係教授羅彤華在其煌煌30餘萬字的《唐代民間借貸之研究》一書開篇中所說:“借貸問題牽涉的層麵至廣，反映的現象至多，由此角度來觀察一時之經濟、社會、政治、司法等在實際運作中各具之特色，與其交互影響下衍生之後果，應該是深具意義的。”
由此，我很希望某位文思敏捷且通曉金融、法律、社會、政治以及傳播學常識的文字記者能夠將吳英案的前前後後原原本本地記錄下來成為社會發展和曆史的鏡鑒。我甚至思忖著，若是西漢的司馬遷還在世，他的《史記》裏想必又會多出一篇《吳英列傳》:
吳英者，浙江東陽歌山鎮塘下村人也。其父永正故為匠人，弱冠遠走於蘭州、玉門專事營建。生不足百日，英隨父顛沛西北，至學齡方歸故裏。永正生性俠義，為人慷慨，生意日興，盛時百餘工匠不遠千裏自東陽投其門下，稱之曰包工頭。經年勞作，永正終乃發跡於西北，積家財百萬，築高樓於東陽鄉野，方圓數十裏視為一景。吳家富甲一方，英自幼耳濡目染，雖身形嬌弱，乃常懷鴻鵠之誌。迨成年，始肇大事，以斂巨資創實業而驚聞於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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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等了許久，沒有等來“司馬遷”，直到吳英二審被判處死刑，案件進入命懸一線的死刑複核階段，“司馬遷”依然沒有出現。
我和吳永正談起過這件事情的重要性。我說，你的女兒已經走進了中國曆史的某個片段裏，我們都是見證人，我們有必要為曆史留下一段真實的記錄……但是這件事情一直都沒有人來做。
他說，別人不做，你願做，你就來做啊。
於是，一個筆拙的路人甲就成了吳英背後的“太史公”，我開始為一個未曾謀麵的女人忙活起來。
吳永正把吳英在看守所裏寫給家人的明信片、信件以及申訴材料等全部都交給了我，這些都是我在寫作中必須去印證的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