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話就是在做工作
就像寫字和說話是我們表達思想的兩種方式，發文件和講話也是我們工作的兩種方式。但是常常有一種錯覺，好像正襟危坐，宣讀文件才算是工作，而講話就常被當作應酬、客套、例行公事。於是空話、套話甚至假話到處可見。現在幹部的文化水平高了，我們可以通過文件、報刊來工作。新中國成立前我們動員打仗、搞“土改”，大多數時候都是靠講話。那時基層幹部文化水平低，不少還是文盲，他們就隻帶著一雙耳朵來開會，聽了我們的講話，回去一傳達，工作就轟轟烈烈地幹起來了。那時候要是也像現在這樣打官腔，哪有這個江山？檢驗我們講話質量的最好辦法，就是問一問群眾記住了多少。如果一句話也沒有記住，說明你的話沒有用，沒有入腦、入心，沒有起到工作效果，或者你原本就沒有想到要通過講話來做工作。
工作是什麼？就是改變現狀，原地踏步不是工作，重複不是工作，有突破、有增減、有改進才是工作。欲改工作之狀，先變工作之人，要先武裝他的頭腦，改變他的思想。所以我們講話時要給人新信息、新知識、新思想，要通過這三把鑰匙開啟聽者的心扉，開啟他頭腦裏緊閉的大門。他接受了你的新東西，精神變物質，去創造新的工作，這也就證明你的講話有了作用。
現在為什麼一些幹部講話人們不愛聽？一是舊，沒有新信息。不調查研究，捕捉不到新情況，總是在說老話，舉老的例子，甚至比群眾知道的還要少，就像局外人給當事者講故事，聽者不好意思捅破，隻好耐著性子聽。二是淺，沒有知識度。知識是在實踐中獲得的認識和經驗。知識比信息又進了一步，已不是事物的皮毛，開始反映事物的規律。凡從事某一種工作，就必須有這方麵的知識，就像一棵百尺之樹必須有十丈之根。知識是某種專業、某種工作的根。而我們一些同誌對自己所幹的事察之不深，吃之不透，講話講不到根上，常抓住一點自以為得意的枝葉、花絮嘩眾取寵，而聽的人卻早在暗暗叫俗、叫淺了。毛澤東在延安時就給這種人畫了像：牆上蘆葦頭重腳輕根底淺，山間竹筍嘴尖皮厚腹中空。這樣怎麼能做好工作？三是死板，沒有新思想。講話的內容不但要有信息、有知識，還要有新思想。信息和知識是死的，是墊在腳下的階梯，思想是活的，是拿在手裏的工具。給人以知識和信息好像替人打開窗戶，吹進清風；給人以思想則是讓他自己推窗望遠，吐故納新。“鴛鴦繡出從君看，‘又將’金針度與人”，工具比產品更寶貴。講曆史唯物主義比講曆史更重要，講辯證法比講故事更重要。有思想的語言人們才能記得住。為什麼毛澤東、鄧小平乃至孔子、老子這些哲人的話我們現在還記得，就是因為其有深刻的思想，是工具、是指南，起作用的時間長。我們平時講話不敢企求有多麼深的哲理，但既然指導工作，總要超出現象說一點道理，好讓人家舉一反三，去想去做。而不少同誌講話就是一架複印機，省裏傳達中央的，縣裏傳達省裏的，鄉裏傳達縣裏的。上麵的精神雖好，還得要加上我們創造性的勞動才能落實。每一個負有一定責任的幹部，一定要找到上麵精神與自己工作的結合點，在這裏生根發芽，結出自己的工作之果。這才是你的思想，才是活的東西，你隻有講這一點時，群眾才愛聽。
講話就是在做工作
就像寫字和說話是我們表達思想的兩種方式，發文件和講話也是我們工作的兩種方式。但是常常有一種錯覺，好像正襟危坐，宣讀文件才算是工作，而講話就常被當作應酬、客套、例行公事。於是空話、套話甚至假話到處可見。現在幹部的文化水平高了，我們可以通過文件、報刊來工作。新中國成立前我們動員打仗、搞“土改”，大多數時候都是靠講話。那時基層幹部文化水平低，不少還是文盲，他們就隻帶著一雙耳朵來開會，聽了我們的講話，回去一傳達，工作就轟轟烈烈地幹起來了。那時候要是也像現在這樣打官腔，哪有這個江山？檢驗我們講話質量的最好辦法，就是問一問群眾記住了多少。如果一句話也沒有記住，說明你的話沒有用，沒有入腦、入心，沒有起到工作效果，或者你原本就沒有想到要通過講話來做工作。
工作是什麼？就是改變現狀，原地踏步不是工作，重複不是工作，有突破、有增減、有改進才是工作。欲改工作之狀，先變工作之人，要先武裝他的頭腦，改變他的思想。所以我們講話時要給人新信息、新知識、新思想，要通過這三把鑰匙開啟聽者的心扉，開啟他頭腦裏緊閉的大門。他接受了你的新東西，精神變物質，去創造新的工作，這也就證明你的講話有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