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曆史上多是來自北方的入侵，造成北人南渡，無意中將先進文化帶到南方。而左宗棠這次是南人北伐，收複失地，主動將先進的江南文化推廣到了西北。曆來的戰爭都是一次生態大破壞，而左宗棠這次是未打仗先栽樹，硝煙中植桑棉，驚人地實現了一次與戰爭同步的生態大修複。恐怕史上也僅此一例。
左宗棠性格決絕，辦事認真，絕不做李鴻章那樣的裱糊匠，雖不能回天救世，也要救一時、一地之弊。他抬棺西進，收失地，振頹政，救民生，這在晚清的落日殘照中，在西北寒冷孤寂的大漠上，真不啻為一陣東來的春風悄然渡玉門，而那三千裏綠柳正是他春風中飄揚的旗幟。
西學東漸，湘人北上，春風玉門，西北之幸！
柳色長青
柳樹是一種易活好栽，適應性很強的樹種，但也有一個缺點，不像鬆柏那樣耐年頭。我們要找千年的古柏很容易，千年的古柳幾不可能，甚至百年以上的也不多見。所以對左公柳的保護、補栽，成了西北人民的一個情節，也是官方的一種責任，曆代出台的保護文告接連不斷。這一半是為了保護生態，一半是為了延續左公精神。我們現在能看到的最早的保護文件，是晚清官府在古驛道旁貼的一張告諭：“昆侖之陰，積雪皚皚，杯酒陽關，馬嘶人泣，誰引春風，千裏一碧。勿剪勿伐，左公所植。”可以看出，此告諭的重點不在樹而在人，是保護樹但更看重左公精神的傳承。進入民國時期，甘肅省政府兩次行文保護左公柳。1935年的《保護左公柳辦法》規定更為詳細：一、全省普查編號；二、分段保護，落實到人；三、樹如枯死，亦不許伐；四、已砍伐者，按原位補齊；五、樹旁不得采掘草土、引火、拴牲口等；六、違規者處以相當的罰金或工役；七、保護不力唯縣長是問。現存檔案也記錄了多起對盜伐事件的處理。1946年，隆德縣建設科長等人借處理枯樹，夥同鄉裏人員盜賣柳樹400棵，縣政府給予處罰後還要求“補植新苗，保護成活，以重先賢遺愛”。並就此對境內的左公柳進行了普查，還剩3610棵，都一一編號建檔。我們發現在清和民國兩代的政府文告中總少不了這樣的詞彙：左公、先賢、遺愛、遺澤等，要知道這是官方的公文啊，但是仍掩蓋不住對左宗棠的尊敬。民國時還將左宗棠修繕過的蘭州城門改名“宗棠門”，由省長親筆題寫。在眾多研究左宗棠在西北的著作中最權威的一本是1945年初版於重慶，後經王震將軍提議又在1984年重印的《左文襄公在西北》。此書從書名到內文，凡說到左宗棠時概不直呼其名，都是尊稱“文襄公”，可見清和民國兩代左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隻是進入當代後因極左政治影響才有了一個小的反複。但隨著人們對生態的再認識，又不覺想起了這位在西北栽樹的湖南人。於是我又聯想到一個著名的典故。當年左宗棠在湖南初露頭角，他恃才傲物得罪了人，有人告了禦狀，眼看就要掉腦袋。大臣潘祖蔭惜才，上書疾呼：“天下不可一日無湖南，湖南不可一日無左宗棠。”這一句話救了他的一條命。假使當年左不明不白地死去，哪有新疆的收複、西北的開發？真可是中國不可一日無西北，西北不可一日無左宗棠。左一人而懸湖湘，懸陝、甘、寧、青、疆，懸大清天下。拔危救難，力挽狂瀾，這樣的名臣史上能有幾人？不知為什麼，在西北采訪，我眼前總是浮現著蒼涼的大漠、浩蕩的隊伍、一具黑色的棺材、須發皆白的左公和伸向天邊的綠柳。有哪一個畫家能畫一張左公西行圖，或哪一個導演能拍一部片子，這將是何等的動人。
歲月無情，從1871年左宗棠下令植樹到現在已一百四十多年，要想拜謁一下左公親植的柳樹已經是一件很難的事了。檔案記載，1935年時的統計，平涼境內的還有左公柳7978棵，而1998年8月出版的《甘肅森林》記載，全省境內的左公柳隻剩202棵，其中大部分存於柳湖公園，有187棵（左當年栽了1200棵）。看來我十年間兩到柳湖還是來對了，這裏確是左公遺澤最多處。但1998年到如今又過了十五年啊，鬥轉星移，大樹飄零，左公柳還在銳減。那天，我到柳湖去，想穿越時空一會左公的音容。隻見湖邊星星點點，隔不遠處就會現出幾株古柳，軀幹總是昂然向上的，但樹身實在是老了，表皮皴裂著滿是縱橫的紋路，如布滿山川戈壁的西北地圖；齊腰處敞開黑黑的樹洞，像是在撕胸裂肺地呼喊；而它的根，有的俏無聲地抓地入土，吸吮著岸邊的湖水，有的則青筋暴突抱定青石，如西北風霜中老人的手臂。但不管哪一棵，則一律於枝端發出翠綠的新枝，密濃如發，披拂若裾，在秋日的暖陽中綻出恬靜的微笑。柳湖公園正在擴建，岸邊補栽的新柳柔枝嫩葉隨風搖曳，如兒孫繞膝。而在柳湖之外，已是綠滿西北，綠滿天涯了。我以手撫樹，讀著左公柳這本歲月的天書，端詳著這座生命的雕塑。古往今來於戰火中不忘栽樹且卓有建樹的將軍恐怕隻有左宗棠一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