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迪是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與國際事務專業的終身教授，他待在家裏的時間比我要多一些；我之前的工作是普林斯頓大學伍德羅·威爾遜公共與國際事務學院院長，經常參加各種外交政策相關活動，外出旅行也比安迪更頻繁些。而且，即使我在家，我也總待在電腦前。我的大兒子上一年級的時候，老師要求他畫出自己的家人，他居然把我畫成了一台筆記本電腦——甚至不是一個坐在電腦前麵的女人，而直接就成了一台機器！實際上，在那個時候，我的辦公室離我們的家和孩子們的學校隻有一英裏遠，我能參加老師組織的家長會、各種學校活動、體育賽事。而且，當時我在大學工作，日程安排相對靈活。即使我偶爾不在，或非常忙碌，我也總能找出時間彌補孩子們，一起出去度個假或者一起在家裏待著。我總能出現在孩子們的生活中。我很慶幸自己可以非常投入地養育孩子，同時又能在職業生涯中擔當重任。
因為我和安迪之前一直都配合默契，我想當然地以為這一次我們也可以輕鬆適應全新的生活節奏。然而，這次的改變非常痛苦。在克林頓國務卿發出工作邀請到我開始工作的兩周內，我們的生活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以前，我的辦公室離我們的家僅有十分鍾步行距離；而現在，我星期一早晨五點出門，星期五下午或晚上很晚才回家。這樣的時間表在奧巴馬政府官員中並不罕見。據我所知，政府裏有很多人把家人留在了紐約、賓夕法尼亞，甚至加利福尼亞。即使家人都在華盛頓的政府高官們也很少見自己的家人。他們的工作繁重異常，令人疲憊。更準確地說，是因為他們的工作舉足輕重，利害攸關。國際事件永遠不會顧及家庭日程安排；國際危機接踵而至，堆積如山，最珍貴的家庭慶祝活動也難免被不幸打斷。我每個月有一天的假期，按美國的標準來衡量，政府也算是慷慨了。但是，直到6月，我仍沒能攢夠一個星期的假期。作為一名職業女性，我既收獲了由此而來的種種好處，也為自己的選擇付出了代價。安迪當然理解也支持我的選擇。但是，對我的兒子們來說，這樣的代價無疑來得太突然，也太巨大了。我的小兒子——隻有十歲——星期天晚上得知我第二天一早就要離開時不禁號啕大哭。每次我想開口安慰他，他就衝我大聲喊叫，甚至未等我說出一個字來——“我不要你走。我才不管什麼國家呢！”在這之前，我向他解釋說媽媽正在為國家工作，而他也一樣在為國家效力。這是克林頓國務卿與他見麵時曾對他說過的話。但是，他的確已經受夠了。
我們的大兒子對我的離開努力表現得成熟一些，甚至主動承擔了原本每天早晨由我來做的準備早餐果汁的任務。他能理解我有多想要這份工作，而且也能從廣泛的層麵上理解我的新職位。之前有段時間，我還在摸索華盛頓工作的門道，有時不免沮喪失望，甚至在上下班路上說出要辭職回家這樣的話來（當然，並不是真的要這樣做）。他會看著我說：“媽媽，你不能放棄，不能辭職！你可是我們的行為榜樣呀！”這樣的話，最開始，他是從別人那裏聽來的，很可能是從他朋友的母親那裏聽來的。但是，後來，慢慢地，這已經內化成他心底的東西了。
安迪是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與國際事務專業的終身教授，他待在家裏的時間比我要多一些；我之前的工作是普林斯頓大學伍德羅·威爾遜公共與國際事務學院院長，經常參加各種外交政策相關活動，外出旅行也比安迪更頻繁些。而且，即使我在家，我也總待在電腦前。我的大兒子上一年級的時候，老師要求他畫出自己的家人，他居然把我畫成了一台筆記本電腦——甚至不是一個坐在電腦前麵的女人，而直接就成了一台機器！實際上，在那個時候，我的辦公室離我們的家和孩子們的學校隻有一英裏遠，我能參加老師組織的家長會、各種學校活動、體育賽事。而且，當時我在大學工作，日程安排相對靈活。即使我偶爾不在，或非常忙碌，我也總能找出時間彌補孩子們，一起出去度個假或者一起在家裏待著。我總能出現在孩子們的生活中。我很慶幸自己可以非常投入地養育孩子，同時又能在職業生涯中擔當重任。
因為我和安迪之前一直都配合默契，我想當然地以為這一次我們也可以輕鬆適應全新的生活節奏。然而，這次的改變非常痛苦。在克林頓國務卿發出工作邀請到我開始工作的兩周內，我們的生活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以前，我的辦公室離我們的家僅有十分鍾步行距離；而現在，我星期一早晨五點出門，星期五下午或晚上很晚才回家。這樣的時間表在奧巴馬政府官員中並不罕見。據我所知，政府裏有很多人把家人留在了紐約、賓夕法尼亞，甚至加利福尼亞。即使家人都在華盛頓的政府高官們也很少見自己的家人。他們的工作繁重異常，令人疲憊。更準確地說，是因為他們的工作舉足輕重，利害攸關。國際事件永遠不會顧及家庭日程安排；國際危機接踵而至，堆積如山，最珍貴的家庭慶祝活動也難免被不幸打斷。我每個月有一天的假期，按美國的標準來衡量，政府也算是慷慨了。但是，直到6月，我仍沒能攢夠一個星期的假期。作為一名職業女性，我既收獲了由此而來的種種好處，也為自己的選擇付出了代價。安迪當然理解也支持我的選擇。但是，對我的兒子們來說，這樣的代價無疑來得太突然，也太巨大了。我的小兒子——隻有十歲——星期天晚上得知我第二天一早就要離開時不禁號啕大哭。每次我想開口安慰他，他就衝我大聲喊叫，甚至未等我說出一個字來——“我不要你走。我才不管什麼國家呢！”在這之前，我向他解釋說媽媽正在為國家工作，而他也一樣在為國家效力。這是克林頓國務卿與他見麵時曾對他說過的話。但是，他的確已經受夠了。
我們的大兒子對我的離開努力表現得成熟一些，甚至主動承擔了原本每天早晨由我來做的準備早餐果汁的任務。他能理解我有多想要這份工作，而且也能從廣泛的層麵上理解我的新職位。之前有段時間，我還在摸索華盛頓工作的門道，有時不免沮喪失望，甚至在上下班路上說出要辭職回家這樣的話來（當然，並不是真的要這樣做）。他會看著我說：“媽媽，你不能放棄，不能辭職！你可是我們的行為榜樣呀！”這樣的話，最開始，他是從別人那裏聽來的，很可能是從他朋友的母親那裏聽來的。但是，後來，慢慢地，這已經內化成他心底的東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