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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霧裏行走，追逐著張愛玲的腳步；我的靈魂行走在天上，行走在上個世紀20年代的上海；我撥開迷霧，從天空俯視那庭院，聞到幽微的花香，聽見一個女孩子清泠的讀書聲。
這是1928年的上海，小小的張愛玲，那時還叫做張，拉著弟弟的手，坐在院子的花樹下讀書——我願意它是桃花，因為那個形容她是“民國世界的臨水照花人”的胡蘭成說過“桃花難畫，因要畫得它靜”；至於書麼，或許便是《紅樓夢》罷，那是她反反複複讀了一輩子的書，她說過第一次讀時才八歲。
他們抱著母親從英國寄來的玩具，男孩子還戴著舶來品的草帽，兩個孩子，一個八歲，一個七歲，在一樹桃花下揚起純真童稚的臉，宛如天使。T米T花T在T線T書T庫Th
我心動地聆聽。
——如果上帝在這個時候的天空經過，大概也會駐足傾聽。
她沒有弟弟美，神情也略顯呆滯，沒有弟弟那種討巧的乖恬。可是她的聲音抑揚頓挫，有著對文字天生的感知力與領悟力，滲透了靈性。
弟弟張子靜多少有些不專心，是在惦記保姆張幹為他預備了什麼樣的晚飯，也是在想媽媽到底什麼時候才會回來——他已經想不起母親的模樣，甚至想不起“母親”這個詞所代表的具體含義——但總歸是一個好詞，是一件好事，不然不會一大家子人這樣興頭頭地回到上海來，接駕一樣地等待母親的歸國。
連下人們都較從前勤快些，因為知道她們的女主人就要回來，小的保姆何幹和子靜的保姆張幹，早早地就替兩姐弟預備下了見麵那天穿的衣裳，連被褥也都拿了出來晾著。滿院子拉著長杆短杆，曬著金絲銀線的綾羅綢緞，發散著太陽的香氣，有種蓬勃富足的喜慶勁兒。額角貼在織金的花繡上，會清楚地感覺到太陽的光，是纖細熱烈的一條條。
天津家裏的一切都成了過去——揮之不散的鴉片味，父親和姨奶奶的吵鬧，親戚們關於小公館的種種議論和鄙夷的眼神……這一切都扔在天津了，隔著一個海洋扔得遠遠的。他們從天津來上海時，輪船一路經過綠的海黑的海，走了好遠好久，把不快樂不光明都丟在了海那邊，怎麼也追不上來了。
從天津到上海，命運在這裏轉了一個彎兒，似乎是在向好裏轉，至少一度是這樣充滿著好轉的希望。
人總是喜歡新鮮的，有變化總是好的。等到母親回來，一切還會變得更好。
弟弟忽閃著他的長睫毛大眼睛，打斷姐姐的朗讀，不知道第幾百次地問：“媽媽長得好看嗎？”
“你又不是沒見過。”姐姐有些不耐煩地看著弟弟，“媽媽走的時候，你也有三歲了，一點都不記得？”
她可是記得很清楚的。記得母親上船那天伏在竹床上痛哭時聳動的肩，記得她穿的綠衣綠裙上釘有抽搐發光的小片子，她躺在那裏像船艙的玻璃上反映的海，綠色的小薄片一閃一閃，是海洋的無窮盡的顛簸悲慟。那汪洋的綠色看久了眼睛會盲，想忘也忘不了。
那一年，她四歲。
一個早慧的兒童多半是不快樂的。敏感，仿佛總是與傷感孿生。
母親給她拍過許多照片，照片裏的她大多不笑，圓頭圓腦，有著懷疑一切的目光。惟一笑得很燦爛的一張，便被母親很用心地著了色。
照片上的她生得麵團團的，穿著藍綠色薄綢的衣裳，有著薄薄的紅唇——然而她明明記得，那是一件T字形白綢領的淡藍色衣裳，印著一蓬蓬的白霧——藍綠是母親後來的著色，那是母親的藍綠色時期。
隔了許多許多年之後，她也會清楚地記著，那是一個北國的陰天下午，相當幽暗，母親把一張小書桌晾擱在裝著玻璃窗的狹窄的小洋台上，很用心地替這張照片上色。雜亂的桌麵上有黑鐵水彩畫顏料盒，細瘦的黑鐵管毛筆，一杯水——她記得這樣清楚，因為是記憶裏難得的母愛珍藏。
母親是時髦的，也是美麗的，總是不大容易高興。早晨，何幹抱了小到她的大銅床上，她總是顯出微微愕然的樣子，似乎一時想不起這個小小孩童是哪裏來的，她忍耐地看著那孩子爬在方格子青錦被上不知所雲地背唐詩，要想好一會兒才可以慢慢醒來——仿佛靈魂悠遊在天上，看見自己的肉身在俗世，多少有些不舍得，隻得無奈地還了魂——她於是顯出一點高興來，認真地教女兒認字塊，認兩個字之後，就給她吃兩塊綠豆糕。
——關於母親的記憶，統統和“綠”有關。
“你還記得綠豆糕嗎？”小循循善誘地提醒，“媽媽每次給我兩塊綠豆糕，我總是分一塊給你的。”
“我要吃綠豆糕。”子靜的心思立刻轉開去，但是嘩一下又改變了主意，“不，我更喜歡鬆子糖。”他說著，嘴角露出甜美的笑容來，仿佛已經吃到了鬆子糖。那是把鬆子仁舂成粉，再摻入冰糖屑做成的糖。他真是喜歡，仿佛生活的甜蜜全都濃縮在那裏，落實在那裏。
小時候，為著他體弱多病，得扣著吃，人們曾經嚐試在鬆子糖裏加了黃連汁喂給他，使他斷念，他大哭，把隻拳頭完全塞在嘴裏去，仍然要。於是他們又在拳頭上搽了黃連汁，他吮著拳頭，哭得更慘了——要想吃到香甜的鬆子糖，便要同時接受奇苦的黃連汁，這是他自小接受到的關於人生滋味的最直接的教育。然而這麼多年來，他也不改初衷。
“我想吃鬆子糖。”他再一次聲明，很認真地聲明。
“那你去找張幹要好了。”小終於不耐煩了。八歲的女孩子和七歲的男孩，在心智上的距離天差地遠。她扔下弟弟，自己去陽台上找父親。
父親獨自坐在陽台上，頭上搭一塊濕手巾，兩眼直視，不知道他在看什麼——也許是在想象未來，也許是在麵向死亡——因為打了過度的嗎啡針，他已經離死很近了，才隻32歲，可是竟有了暮氣沉沉的況味。
小站在陽台門口，試探地叫一聲：“爸爸。”
張廷重緩緩地回過頭，看見女兒，僵滯的臉上顯露出一絲歡喜，問：“做什麼？你弟弟呢？”
“他餓了，找張幹要吃的去了。”小湊近一些，“爸爸，你在看什麼？”
張廷重搖搖頭，卻反問：“你想媽媽嗎？”
“不知道。”小老老實實地回答。在她心目中，“媽媽”像一個符號多過像一個人，是高貴神秘而又遙不可及的，是每年家人要她拍了照片遠寄重洋的接收人，也是逢年過節常常往中國郵寄禮物的投遞人——因為父親娶了姨太太，又抽上鴉片，她藉口小姑子出國留學需要女伴監護，同去了英國。一去四年。從那時起，人們便在等她回來，把等待當做生命中的第一件大事，來上海後，更是每天從早到晚談論最多的話題便是“太太要回來了”，她隱隱地歡喜，可是想到那位高貴而遼遠的母親真要回來，要活生生地站在她麵前，不是一張照片，而是一個實實在在的人，多少又有點奇怪而不自在。
小問父親：“媽媽是不是真的就要回來了？”
“她回來，也可能還是會走的。”父親答非所問，又歎了一口氣，不知是對自己還是對妻子歎氣。
是他寫了一封又一封的信去求妻子回來的，直到他答應戒煙，又攆走了姨太太，她才終於肯答應。他當然是高興的，可是多少也會覺得挫敗，而且他對自己以後是不是真的可以戒掉煙癮並沒有十足的把握。
鴉片是鬼東西，任憑再大的煩惱再多的痛苦，一個煙泡滾幾滾，自然百病全消，萬慮齊除。家勢一代不如一代，世道一時不如一時，景況一年比一年更不如意——若再沒了鴉片，還能叫日子嗎？
每個人都有些戒不掉的嗜好吧？人總得有個念心兒，才會覺得活著的好。他的癮是鴉片，小的是書，子靜是鬆子糖，妻子黃逸梵呢？大概是上學吧。
說起來逸梵真是舊時代意義上標準的大家閨秀，還從小纏足呢。像張家這樣曾經顯赫的大家族在民國後也都不講究那些了，妹妹張茂淵也是一雙天足，逸梵卻是三寸金蓮。
但就是這樣一個嫻靜的淑女，竟然一雙小腳跨洋越海，跑到英國留學去了，聽說和茂淵兩個跑到阿爾卑斯山滑雪，還滑得不賴呢——就這樣子一天天地飛遠，從他的身邊飛離了去，從他的家庭飛離了去，他們漸漸活在兩個世界裏。
記得當年結婚的時候，他們都還隻有19歲，金童玉女，一對璧人。男的風流瀟灑，女的清秀恬美，又都是名門後裔，旗鼓相當，端的惹人豔羨。那時候花前月下，他們都曾慶幸自己得到了傳說中的金玉良緣，遠遠好過他們的祖輩。
——張廷重的父親是前清名將張佩綸，母親是李鴻章的小女兒李菊耦，他們倆年齡相差了整整18歲，而且都不算長壽。張茂淵就曾很不孝地非議過自己的姥爺，說：“這老爺爺也真是——兩個女兒一個嫁給比她大二十來歲的做填房，一個嫁給比她小6歲的，一輩子都嫌她老。”
——黃逸梵的背景沒有張廷重那麼輝煌闊大，然而也是名門閨秀——清末南京長江水師提督黃軍門的女兒。她母親是農家女，嫁與將門之子作妾，平等自由那是談不到的，而且也短壽，夫妻兩個都隻活到二十幾歲，孩子由嫡母帶大。
按說這樣背景相近、年齡相仿的兩個人結為夫妻，那是沒有什麼不滿足的了。事實上，新婚時他們的確也曾快樂，也曾恩愛，也曾甜蜜和美過，然而後來，究竟是怎麼走到如今這一步的呢？
大抵是從他吸鴉片、捧戲子、養姨太太開始的。
張廷重再歎了一口氣，眼睛微微眯起，看得更加深遠了。
這一次，他望見的是過去。2
李鴻章，這是一個在中國曆史上舉足輕重的人物，在朝四十餘年，官至文學殿太學士，死後大清朝廷賜封諡號“李文忠公”。因為曾代表清廷與侵華各國先後簽訂馬關條約、中俄條約等一係列不平等條約，曆史對他的評價褒貶不一，即使蓋棺亦未能定論，我要在這裏討論的隻是血統。
血統是一種神秘的東西，說它有，什麼也看不見；說它沒有，卻的的確確流淌在一代又一代人的血管裏，隨著新生命的來與去而周轉不息。
張愛玲在《對照記》裏提到祖父母的時候，曾寫道：“我沒趕上看見他們，所以跟他們的關係僅隻是屬於彼此，一種沉默的無條件的支持，看似無用，無效，卻是我最需要的。他們隻靜靜地躺在我的血液裏，等我死的時候再死一次。我愛他們。”
可以愛自己的祖先，並以他們為豪是一種幸運。
很多人巴不得清洗自己的曆史，很多人發了財便要請槍手替自己杜撰曆史，很多人因為“我們祖上也曾富過”而一生鬱鬱，很多人為了自己的“曆史遺留問題”而蹉跎終生……祖先，是我們固有的曆史，是我們的來處，是今昔何夕我為何人的一種論述，它使我們在這世上不孤立、不虛無，而有根有據，如影隨形。李鴻章的私家花園——丁香花園“我”走在這世上，不是破空而來突然而去的，身後站著曆朝曆代的祖先，他們躺在我的血管裏借我的眼睛來看世界，借我的腳步行走，借我的頭腦思考，借我的生命再活一次，再死一回。
即使不是每一顆西瓜種子播下去都一定能結出最大最甜美的西瓜，但是豆角種子播下去卻一定結不出西瓜來——這便是血統。
張愛玲的血統無疑是高貴的。她在後來成名之後，一度猶豫過是否要借此出身來為自己的新書做宣傳，並且因此“劣跡”而一再被人攻擊虛榮——然而她為什麼不可以虛榮？她是貴族的女兒，並不是神的女兒，她有她的人性。而人性的根本就是虛榮。沒有虛榮，又何來的世界發展？
這大概便是張愛玲即使因為聲明貴族血統很吃了一點苦頭，並為此沉默多年，然而在死前的最後著作《對照記》裏卻再一次大膽地講出自己的出身，並大聲宣布“我愛他們”的緣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