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的言說是力圖把趙樹理與政治意識形態中的關係給一個梳理，雖然從中看到趙樹理的獨立的知識分子意識，是對以前所謂趙樹理是“黨”的政策的闡釋者的觀點的反駁，可得出趙樹理對自身的存在價值是非常堅定地建立在“為農民實利”的立場上的。但這種研究仍是在意識形態的圈內言趙樹理的知識分子意義，而沒有把趙樹理知識分子意義的研究從與意識形態的關係中剝離出來。事實上造成趙樹理晚期自身困惑的是來自他自己對自己價值的消解與懷疑，這種消解與懷疑對他自認的知識分子價值具有真正致命的作用。在這種自身價值的獨立思考中，更顯趙樹理作為知識分子個案的意義。真正走進晚期趙樹理的心態，來自於他對個人寫作生涯的反思。
趙樹理在20世紀30年代開始文學創作時，立誌要為百分之九十的群眾（農民）寫作，宣稱自己“不想做文壇文學家”而要做“一個文攤文學家”，並以此作為自己安身立命之本。此後的創作，趙樹理站在大眾現實關涉的價值立場，創作出了大量的傑出的“問題小說”。但在1957年11月重寫《金字》後，趙樹理的創作方向發生了明顯變化，顯示出對緊貼現實的、為大眾的“問題小說”價值的懷疑與消解。趙樹理不僅對自己小說的讀者對象產生了懷疑，而且對自己小說的價值意義產生了懷疑。
從1955年1月《三裏灣》發表一直到1957年11月重寫《金字》，將近三年的時間裏，趙樹理的小說創作竟是一片空白。《金字》原是作者1933年於太原寫的，小說第一人稱的敘事者“我”，作為一個鄉村教師被夾在統治者與被壓迫鄉民之間的尷尬處境中，盡管“我”的立場是站在群眾的一邊，但迫於生計又不得不受命為魚肉百姓的統治者書寫歌功頌德的“金字”。在1957年11月這樣的時代背景中，趙樹理以回憶的方式重新發表《金字》，又一反趙樹理“問題小說”風格，小說具有某些曖昧的象征意義，實是大有人生況味。在這“新時代”，對於知識分子、上層統治者、下層民眾三者的關係，趙樹理感到了猶豫、困惑、惆悵、無奈。雖然30年代的時代背景遠離新時代的意識形態，但仍可以曲折艱澀地流露出趙樹理內心深處自己說不清楚的這種疑惑，他又明確警覺到這種個人情緒在當時體製中的危險性，申明自己隻是“偶一為之”。1962年8月《在大連“農村題材短篇小說創作座談會”上的發言》中趙樹理說：“抗風是多種形式的，因為這些人還沒有脫離群眾……這種人物並不是不可以寫的。抗風也有調皮搗蛋很巧妙的方式。有的還跟縣委調皮。但有好多是不好寫，不能寫”，“主流層有好多文章可做”，“文藝好反映就反映，不好反映就算了。很微妙的來寫它，找不到微妙的辦法不寫也可以。束為同誌談的集體和個人的矛盾很得幾年寫。”
這全是在言文藝創作“寫什麼”和“怎麼寫”的問題，究竟哪些東西“不好寫，不能寫”，“要微妙的來寫”呢？在此，我們可以理解趙樹理作《金字》時的那種猶豫和困惑，在1957年那種複雜多變的政治與文藝語境中，趙樹理是欲言又止，極盡委婉曲折。而這一開頭，趙樹理的小說開始脫離了“問題小說”的路子。
經過1959年中國作協內部的批評，趙樹理的“創作遲緩了，拘束了，嚴密了，慎重了”，“個人風格發生顯著的變化，它的主導麵由明朗雋永轉向含蓄沉鬱”。此後到1960年的三年間他平均每年隻有一個短篇，《老定額》（1959．10），《套不住的手》（1960．11），《實幹家潘永福》（1961．4），1962年三個短篇，《楊老太爺》（1962．2），《張來興》（1962．5），《互相鑒定》（1962．10），1964年1月發表最後一篇短篇小說《賣煙葉》。
作者雖言《老定額》是意在批評公社製下大隊幹部“不靠政治教育而專靠過細的定額來刺激生產積極性”的指導思想，但小說中主旋律的東西已經相當衝淡，而作者對鄉村鄉民（不分村民和幹部）在暴風雨前搶收莊稼的火熱勞動場麵傾注了全部的熱情，這是對勞動本身的讚美，對不務虛名的勞動者及生產勞動過程本身的讚美。這種脈絡延伸到《套不住的手》中，這是一首關於一位76歲鄉村勞動者的讚美詩，由人而讚美勞動，讚美樸實勤勞、腳踏實地的務實精神。老舍言“文字極為樸素嚴整，不像趙樹理同誌以往的文章那麼風趣”。《實幹家潘永福》直陳潘永福的實幹之德、經營之材，“實利主義”。《張來興》的重心落在了人物耿直的個性上，對不畏權勢的“人格”的讚賞，是對在張來興身上所體現的人的尊嚴的尊敬，張維在把張來興借給何老大時，破壞了廚師的行規，損害了張來興的人格尊嚴，同時也損害了勞動的神聖性。在以上這些篇章中，趙樹理的中心並不是對現實“問題”進行意識形態的分析，而是回到了對人類勞動、創造力、求實精神的禮讚，回到了對人類的若幹基本價值的發掘和探索之中。而這種人類基本價值，又是在老一代人的身上所保存，如“快五十歲”的林忠、“已經是76歲的老人”的陳秉正、“56歲的”潘永福、“75歲”的張來興等。在這老一代人身上有一種無可動搖的自我認知，一種對尊嚴和價值堅守的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