膺白怕居職位，不是鳴高，亦非虛偽。他不肯入黨就是不預備在政府做事。他對國家對朋友很熱情，而為自己很冷淡。他最得意的事，是對來請教他的人，說了很心平氣和的話，或出了很合理的主意；對請教他的事，從各方麵觀察，而有個近情的答案。還像一個學生對一個考題一般，交得出很好的卷，心裏滿足。我曾經對我的朋友說過，我的朋友大概亦都以為我是個熱情人，我說做朋友先取他。我逢人有急尋我，先懷疑其人究竟對不對，要先明經過而後有勇氣答複。曾有他兩個部屬，位均中等以下；一次，一人在南京被拘，太太哭到吾家，訴說去探監看見丈夫坐在地上，罪名不知；又一次，一人被上海巡捕房拘留，太太哭訴丈夫被剃光了頭冷水衝浴。兩個太太來時實係找我，我還在盤算時，他已經站起來作行動。在南京的一人平常說話粗心，恐其在清黨時受何嫌疑，他立刻電問原委。在上海的一人，他立刻出去請律師為之辯護，他請的律師是章行嚴；他自己到行嚴先生律師事務所大概生平隻此一次。這二人都案情得直而出，經過法律程序而未專靠人情，他的奔走使當事者少吃苦而案早了結。至於願意為別人而低頭之事，隨時皆有，不像他本性之驕傲。
中國政治上最要緊的一件事，他所最怕且最不擅長，是人事。人事弄得好，其他馬虎些亦可圓轉如意，否則會無端荊棘橫生。每次發表一個職務，介紹書雪片飛來；不安插則得罪本人，失歡介紹者；安插則冗員浮於事，慷國家之慨。進了衙門的人亦永遠圈子兜不出來，患得患失，前程老去。尤其不安插舊人，一般人視為人情最薄。政治飯如滾雪球，愈滾愈大，如繞葛藤，難得解開。每次做事，想延攬的人無機會請到，而推不開者必須安排；從政第一關要經過此。在北方時，膺白常臨時吃情，事後向我發牢騷。一次，一個預約說有公事建議，在極忙時消耗他一個多鍾頭而結果是謀差使，他回家將一卷說帖履曆向我丟，我立正對他說，“小的無職，請與貴部下討論”，始一笑而罷。有胃病以後，他這脾氣更厲害，故我亦不望他擔任用人行政的事。
上海特別市市長之職畢竟明令已頒，未收回成命，而且先令膺白草擬《特別市組織法》，送京通過照行；這亦是稀有之事。不僅蔣先生對朋友的信用，還信用他所擬的“章則”能合情理，更可證幾個月來膺白隨時提到之“法製”“製度”等問題，蔣先生很是有意。可惜其時軍事既擾攘，政府亦紛紛，沒有許多人想到“法”和“製”是建國第一步，有了法和製始可納一切“人”和“事”入軌範之中。一個市的組織法不過局部又局部而已。
膺白所擬上海特別市組織法，在當時有特點二：其一是市長製，不是委員製；其二是分權製，不是集權製。這兩點初看似乎矛盾，且與當時一般情形相反；當時一般組織無有不是許多委員，而實際則一人或幾人集權做主。為解說膺白所以既主張分權製而又不取委員製之理由和經過，我先節錄當時上海特別市兩個局長在《感憶錄》裏的文章，再述膺白對地方行政製度“多級總攬製”的主張。
膺白怕居職位，不是鳴高，亦非虛偽。他不肯入黨就是不預備在政府做事。他對國家對朋友很熱情，而為自己很冷淡。他最得意的事，是對來請教他的人，說了很心平氣和的話，或出了很合理的主意；對請教他的事，從各方麵觀察，而有個近情的答案。還像一個學生對一個考題一般，交得出很好的卷，心裏滿足。我曾經對我的朋友說過，我的朋友大概亦都以為我是個熱情人，我說做朋友先取他。我逢人有急尋我，先懷疑其人究竟對不對，要先明經過而後有勇氣答複。曾有他兩個部屬，位均中等以下；一次，一人在南京被拘，太太哭到吾家，訴說去探監看見丈夫坐在地上，罪名不知；又一次，一人被上海巡捕房拘留，太太哭訴丈夫被剃光了頭冷水衝浴。兩個太太來時實係找我，我還在盤算時，他已經站起來作行動。在南京的一人平常說話粗心，恐其在清黨時受何嫌疑，他立刻電問原委。在上海的一人，他立刻出去請律師為之辯護，他請的律師是章行嚴；他自己到行嚴先生律師事務所大概生平隻此一次。這二人都案情得直而出，經過法律程序而未專靠人情，他的奔走使當事者少吃苦而案早了結。至於願意為別人而低頭之事，隨時皆有，不像他本性之驕傲。
中國政治上最要緊的一件事，他所最怕且最不擅長，是人事。人事弄得好，其他馬虎些亦可圓轉如意，否則會無端荊棘橫生。每次發表一個職務，介紹書雪片飛來；不安插則得罪本人，失歡介紹者；安插則冗員浮於事，慷國家之慨。進了衙門的人亦永遠圈子兜不出來，患得患失，前程老去。尤其不安插舊人，一般人視為人情最薄。政治飯如滾雪球，愈滾愈大，如繞葛藤，難得解開。每次做事，想延攬的人無機會請到，而推不開者必須安排；從政第一關要經過此。在北方時，膺白常臨時吃情，事後向我發牢騷。一次，一個預約說有公事建議，在極忙時消耗他一個多鍾頭而結果是謀差使，他回家將一卷說帖履曆向我丟，我立正對他說，“小的無職，請與貴部下討論”，始一笑而罷。有胃病以後，他這脾氣更厲害，故我亦不望他擔任用人行政的事。
上海特別市市長之職畢竟明令已頒，未收回成命，而且先令膺白草擬《特別市組織法》，送京通過照行；這亦是稀有之事。不僅蔣先生對朋友的信用，還信用他所擬的“章則”能合情理，更可證幾個月來膺白隨時提到之“法製”“製度”等問題，蔣先生很是有意。可惜其時軍事既擾攘，政府亦紛紛，沒有許多人想到“法”和“製”是建國第一步，有了法和製始可納一切“人”和“事”入軌範之中。一個市的組織法不過局部又局部而已。
膺白所擬上海特別市組織法，在當時有特點二：其一是市長製，不是委員製；其二是分權製，不是集權製。這兩點初看似乎矛盾，且與當時一般情形相反；當時一般組織無有不是許多委員，而實際則一人或幾人集權做主。為解說膺白所以既主張分權製而又不取委員製之理由和經過，我先節錄當時上海特別市兩個局長在《感憶錄》裏的文章，再述膺白對地方行政製度“多級總攬製”的主張。
公用局長黃伯樵先生（寫文時為京滬、滬杭兩路局長）《懷黃膺白先生》文曰：
民國十六年國民政府成立。（膺白）先生任上海特別市第一任市長，餘承邀與籌備，旋被任為公用局局長，是為餘第二次在先生屬下工作。在職中有特別感想兩點：（一）國民政府下特別市之成立以上海市為始，其組織法未有先例。方擬組織條例時，有主張市長集權製者，以所屬各局如中央各部之各司，但守承啟之責；有主張各局分權製者，以所屬各局如院之各部，有各就範圍議政處事之權；先生獨主後說，使專家可充量設計執行各專門性之事業，無與於市長之進退。（二）上海特別市各局皆係新創，所屬職員自秘書科長以下數百人，市長未嚐推薦一人，一任各局長全權選拔；餘之公用局如此，其他各局亦如此，局長中從先生多年者如此，與先生初識者亦如此。以上兩點，深感先生處事無私，立法純公，權責嚴明，相從者不致有越級掣肘之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