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位之後，唐太宗考慮到文學館隻是自己任秦王時的府屬機構，十八學士多調任要職，文學館已沒有存在的必要，於是就設置弘文館，精選天下名儒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歐陽詢、蕭德言等人，都以本官兼署學士。
散朝之後，太宗將他們引入內殿，講經論義，共商國是，有的時候到了深夜才回去，而且弘文館的學士可以參與議定禮儀、典章、律令等重大活動，所以，唐太宗開弘文館的目的，不僅僅是講論經義，更重要的是商議政事，是為其文治服務的。
南北朝的長期戰亂之後，儒家經典多有散佚。對此，唐太宗十分重視，命令時任秘書監的魏征負責經籍圖書的搜集與整理工作。魏征等人廣泛征集募購，將所得圖書分為四部，詳細校訂，手抄謄寫。至此，“經”“史”“子”“集”四部的圖書分類法正式確定。
在國家經史子集已經完備的情況下，為了便於學生學習和科舉考試，統一思想，鞏固統治，唐太宗通過兩個步驟，完成了對儒經的統一工作。
儒家經學從西漢初年就出現了今、古文學之爭。東漢末年以來，經學大師鄭玄以古文經為主，兼采今文經學說，遍注經籍，形成了一個經學流派，世稱“鄭學”。
三國的經學家王肅又獨樹一幟，不再分今文、古文，對各家經義加以綜合，形成了與“鄭學”對抗的“王學”。西晉永嘉之後，這兩個學派的鬥爭就代替了今、古文學之爭。南北朝時，政治上的分裂導致南北學派的對峙。
南北朝後期，因為南北學派的交流，使得南北經學的差異縮小。隋朝的建立，則結束了長達幾百年的政治分裂局麵。而政治上的統一，必然要求思想和經學上的統一。當時，經學已經出現了南北融合的趨勢。著名的經學大師劉焯、劉炫等都是學通南北、博古通今的碩儒。但由於隋朝短命而亡，南北經學仍然未能統一。
唐太宗第一步，頒行《五經定本》。鑒於古代經籍因年代久遠，文字訛謬，加之南北經學各有師承，解說各異，唐太宗便讓精通訓詁學的顏師古在秘書省考定“五經”。
唐太宗把考訂“五經”的工作交給顏師古，是頗具眼力的。顏師古的祖父顏之推是一代名儒，顏師古少傳家業，遵循古訓，博覽群書，尤精訓詁之學，具有研究經學的紮實基本功。因此，顏師古是考定“五經”最恰當人選。
顏師古利用秘書省的經籍圖書，悉心校刊，曆時兩年多，完成《周易》《尚書》《毛詩》《禮記》《左傳》“五經”的刊定，呈獻給唐太宗。唐太宗十分重視，召集諸儒進行評議。
由於時代久遠和師門不一，諸儒議論紛紛。顏師古援引晉以來的古今版本，援據詳明，一一作答，諸儒都很佩服。於是，被唐太宗批準為《五經定本》，頒布全國。
即位之後，唐太宗考慮到文學館隻是自己任秦王時的府屬機構，十八學士多調任要職，文學館已沒有存在的必要，於是就設置弘文館，精選天下名儒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歐陽詢、蕭德言等人，都以本官兼署學士。
散朝之後，太宗將他們引入內殿，講經論義，共商國是，有的時候到了深夜才回去，而且弘文館的學士可以參與議定禮儀、典章、律令等重大活動，所以，唐太宗開弘文館的目的，不僅僅是講論經義，更重要的是商議政事，是為其文治服務的。
南北朝的長期戰亂之後，儒家經典多有散佚。對此，唐太宗十分重視，命令時任秘書監的魏征負責經籍圖書的搜集與整理工作。魏征等人廣泛征集募購，將所得圖書分為四部，詳細校訂，手抄謄寫。至此，“經”“史”“子”“集”四部的圖書分類法正式確定。
在國家經史子集已經完備的情況下，為了便於學生學習和科舉考試，統一思想，鞏固統治，唐太宗通過兩個步驟，完成了對儒經的統一工作。
儒家經學從西漢初年就出現了今、古文學之爭。東漢末年以來，經學大師鄭玄以古文經為主，兼采今文經學說，遍注經籍，形成了一個經學流派，世稱“鄭學”。
三國的經學家王肅又獨樹一幟，不再分今文、古文，對各家經義加以綜合，形成了與“鄭學”對抗的“王學”。西晉永嘉之後，這兩個學派的鬥爭就代替了今、古文學之爭。南北朝時，政治上的分裂導致南北學派的對峙。
南北朝後期，因為南北學派的交流，使得南北經學的差異縮小。隋朝的建立，則結束了長達幾百年的政治分裂局麵。而政治上的統一，必然要求思想和經學上的統一。當時，經學已經出現了南北融合的趨勢。著名的經學大師劉焯、劉炫等都是學通南北、博古通今的碩儒。但由於隋朝短命而亡，南北經學仍然未能統一。
唐太宗第一步，頒行《五經定本》。鑒於古代經籍因年代久遠，文字訛謬，加之南北經學各有師承，解說各異，唐太宗便讓精通訓詁學的顏師古在秘書省考定“五經”。
唐太宗把考訂“五經”的工作交給顏師古，是頗具眼力的。顏師古的祖父顏之推是一代名儒，顏師古少傳家業，遵循古訓，博覽群書，尤精訓詁之學，具有研究經學的紮實基本功。因此，顏師古是考定“五經”最恰當人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