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一國人民的生活水平並不取決於工資標準,而是取決於

總的生產量。隻有有益於促進生產的工資水平才真能提高生活。國際的經驗證明,保持一個

略低的工資水平才能保證其產品在國內外的競爭力,才能為其產品源源不斷地開拓市場,百

姓才能享受較低價格的產品。例子之二是政府對公營事業的補貼。如水、電、煤氣,公共交

通的低價格政策,這種政策助長了白吃午餐的心理,而且無例外地成為地方財政拮據的一個

主要原因。到頭來羊毛出在羊身上,最後還得從增加百姓的稅收來找齊。例子之三是大學學

費該不該上調。高希均主張學費應盡量反映教育成本,同時給清貧家庭出身的學生貸款或獎

學金。其他的例子還有很多。對我們吃了幾十年社會主義大鍋飯的大陸同胞而言,“白吃午

餐”的心理恐怕比台灣同胞更甚。尤其難辦的是大陸政府當局還經常把“白吃午餐”的權利

當成是黨和政府的工作成績,有意無意地經常宣傳。例如災區人民拿到了救災物資,媒體著

力描寫百姓如何感謝黨和政府的關懷,官員們在一旁聽了也似乎受之無愧。應該承認,我國

的社會主義製度在克服災難方麵確實比之西方的民主製度更有效,所以幾處較大的水災雖然

災情嚴重,人心還穩定。然而“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一切物質財富都是辛勤勞動創造出

來的,不是政策變出來的。政策好上了天,沒有各色各樣用自己勞動作出無償貢獻的人,天

上連一塊饅頭也掉不下來。當然,媒體講的不是經濟學,不夠準確也無可厚非。可是經常性

的不恰當宣傳會產生副作用,有時還很嚴重。因為這使百姓產生對政府過高的期望,同時又

把過於繁重、實際上不可能承擔的責任強加給了政府。企業經營不善,工人收入降低,變成

了政府的過失;萬一企業倒閉,工人失業,政府必須出來收拾殘局,甚至股市疲軟也成了政

府的毛病。對比之下,台灣每年都有上萬個企業倒閉,投機賠錢的人天天都有,近幾年白領

階層中出現了失業,郵資漲價,水電漲價也不是稀罕事。這些事情中倒了黴的人認準是市場

運作的結果,並沒有歸罪於政府,更沒有因而上街遊行示威。

在我的印象中,高希均是一位崇尚自由的經濟學家。他認為看不見的手比之政府製定產

業政策能更有效地優化各部門的產出比例。雖然據說日本的通產省製定了國家的產業政策,

使日本的工業成功地得到高速度的發展(日本的支柱產業汽車是一個例外,因為當年通產省

斷定日本發展汽車生產是沒有前途的)。但美國自立國以來就從來沒有過國家的產業政府,

倒也沒有發生過比例失調的嚴重問題(30年代的大蕭條不是比例失調,而是宏觀政策犯了

大錯誤)。台灣基本上步美國的後塵,發展的曆程也基本順利的。反觀大陸的情況,製定產

業政策一直被認為是政府當仁不讓的權利和義務,從以鋼為綱到以糧為綱,從五年計劃到十

大關係,一套跟著一套。可是比例失調的問題不但未解決,而且越鬧越厲害。倒是改革以後

產業政策不那麼強調了,五年計劃也似有似無,讓市場那隻看不見的手起調節作用,比例失

調的問題確乎有了根本性的改善。所以大陸經驗合乎高希均的理念,不過總的說來,大陸朝

野對市場解決經濟問題能力的信心還是相當欠缺的,因此還有人主張隨時隨地動用政府的權

威來糾正市場的“盲目性”。盡管市場經濟已經在大陸顯了神通,而且國家也正式宣布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