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國際反華勢力為了達到其全球戰略目的，對新生的共和國采取南北夾擊之勢，妄圖予以扼殺。1950年3月（比抗美援朝還早半年）應胡誌明主席請求，中國人民解放軍便派出自己的優秀兒女赴越，先是抗法，後是抗美（1979年自衛反擊戰是另一回事）。
廣州和昆明軍區防區毗鄰越南，自然要多做許多事。除了按上級要求組織戰略物資輸送和兵員調動外，父親更多的是勘察地形，準備戰場，防止帝國主義戰爭擴大化，做好反侵略準備（到總參後，父親仍接手剛去世的原副總長李天佑的這攤工作）。
父親曾多次公開和不公開地進入越南，對那裏的山山水水非常熟悉。南定、河內、海防的紅河三角洲地區、胡誌明小道、北緯17度線附近，都曾留有他的足跡。他被認為是繼陳賡、李天佑、韋國清之後比較熟悉越南戰場的人。以至1979年對越自衛反擊戰，總參作戰部的同誌還向軍委領導積極請求，讓閻仲川出來協助指揮工作。感謝作戰部同誌們對父親的信任。
三
文化大革命是在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大多數同誌思想上缺乏任何準備的情況下發生的。運動初期，文化大革命的本質和發展趨勢尚未充分暴露，基於對毛澤東的信任和崇拜，父親和全軍大多數指戰員一樣，懷著真誠的願望，努力從正麵去理解文化大革命，希望這場運動能夠真正克服和消除黨和國家肌體上確實存在的某些弊端和陰暗麵，保證黨和國家不改變顏色。然而，隨著運動發展，特別是學生停課、工廠停工，派係林立、武鬥不止，整個國家陷入無政府狀態的現實使父親感到了茫然無措。
1966年《五一六》通知後，廣州地區文化大革命全麵展開，出現了以學生為中心的各種派別。他們都標榜自己執行的是毛主席革命路線，在北京南下紅衛兵的影響下，開始打、砸、搶，揪鬥老幹部。有的學生在深圳設卡，對入境香港同胞施行“破四舊”；有的學生甚至劫持車輛，妄圖衝擊邊防線“解放香港”。
這階段，廣州軍區主要是應對一些突發事件，基本沒有介入地方運動。也是在這段時間，廣州軍區的領導最擔心的是自己的孩子盲目陷入到這場由北京發動、在全國迅速蔓延，而且連他們自己都不知道會產生什麼結果的政治運動。因為他們發覺，這幫不諳世事的孩子們自恃根正苗紅，表現得異常幼稚和不知天高地厚，他們更不會去考慮自己父母的命運與這場運動的必然聯係。根據《軍委八條》的規定，軍區主要領導在大小場合反複強調家長要管好自己的子女，不要被人利用。我和哥哥也被父親送去軍區上陽崗警衛營農場養豬放牛。
1966年8月，黨的8屆11中全會，中南局書記、廣州軍區政委陶鑄進入中央政治局，但很快被打倒。1967年初消息傳到廣州，造反派（主要是紅旗派）以抄陶鑄家為名開始衝擊軍區機關（陶家住軍區大院），同時還衝擊了軍區作戰部的作戰室。因當時已危及到軍區指揮機關的安全，父親身不由己地開始和“造反派”接觸了。隨後，受上海“一月風暴”影響，奪權合法化，加之北京紅衛兵南下，廣州地區大亂。
為了穩定廣州局勢，1967年初周恩來和康生到了廣東聽取“中央文革”派駐廣州聯絡員的彙報，隨後周恩來在廣州珠江賓館召集廣州兩大派主要領導人開座談會（廣州紅旗派以學生為主，東風派以工人和農民為主）。在“中央文革”的壓力下，會議宣布紅旗派是左派，東風派偏於保守。其結果適得其反，會後兩派鬥爭更加激烈。東風派情緒激動，認定是廣州軍區向總理做了有傾向性的彙報，集中了萬餘人到軍區靜坐，討個說法。一時間，廣州地區派性衝突加劇。省革委會派父親到北京京西賓館找周總理彙報，希望總理給東風派摘帽，但由於戚本禹堅決反對而作罷。廣東地區“支左”部隊處於十分艱難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