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敘寫這些人物的時候，魏巍先生重點表現的是人物因為愛而表現出來的利他精神、樂觀態度和堅韌意誌，以及人物內心的愛意和善念，這是任何一個社會都迫切需要的人文情懷和寫作態度。倘若一個時代想創造出真正有價值的作品，文學想要健康發展，就必須像魏巍先生一樣把對生活、對人類的愛意和善念當做寫作的精神基礎。在膾炙人口的散文《我的老師》中，孩子的天真和純潔，使我們能從微小的事情裏感受到生活中無比的歡樂；善良的人之間如此相愛，使得他們從彼此的關愛體貼中體驗到了那麼多的歡樂與幸福，那些從心靈到心靈的幸福的感覺：“她從來不打罵我們。僅僅有一次，她的教鞭好像要落下來，我用石板一迎，教鞭輕輕地敲在石板邊上，大夥笑了，她也笑了。我用兒童的狡猾的眼光察覺，她愛我們，並沒有真正要打的意思……在課外的時候，她教我們跳舞，我現在還記得她把我打扮成女孩子表演跳舞的情景。在假日裏，她把我們帶到她的家裏和女朋友的家裏。在她的女朋友的園子裏，她還讓我們觀察蜜蜂；也是在那時候，我認識了蜂王，並且平生第一次吃了蜂蜜。”，“每逢放假的時候，我們就更不願離開她。我還記得，放假前我默默地站在她的身邊，看她收拾這樣那樣東西的情景。蔡老師！我不知道您當時是不是察覺，一個孩子站在那裏，對你是多麼的依戀！”……這篇令人喜愛的回憶性散文是如何獲得詩性意味的呢？它來自於作家對生活最簡單、最樸素的態度，它來自於兒童的單純得近乎透明的內心世界。作家以及讀者都能從這些小到微不足道的事情裏，感受到無限的滿足和巨大的歡樂。
文如其人，作家的作品在我們這個時代或許已被視為一種與作家本人無關的“文化商品”，但是無論如何也避不來一個事實，那就是作品本身就是作家心靈的鏡像，無論從任何作品中都能清晰地看到作者內心的本質，作家的好或者壞都如烙印一樣嵌刻在字裏行間。我反對中國一些批評家倡導“對文不對人”的立場或觀點，在這個已經被市場經濟左右的文學界，大多數人作家都出賣了靈魂，不再為自己負責，不再為社會負責，不再為良心負責，金錢使他們忘記了自己還是一位作家。所以殷謙倡導的立場就是批評一部作品同樣也在批評著寫這部作品的作家——不但對文而且還要對人，好作家才能寫出好作品，壞作家隻能寫出壞作品，我誓死也要將這種個人的“立場”變成自己的批評原則。從一個作家邪惡敗壞的心靈裏，絕對不可能產生真正意義上的文學作品，隻能產生虛假的經典和蒼白的話語幻象。文學之境界決定於人格之境界，決定於作家的心靈的善良和純潔，在殷謙看來，魏巍先生的心靈境界，對得起他所熱愛的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