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略高啟，字季迪，長洲人。博學工詩。張士誠據吳，啟依外家，居吳淞江之青丘。洪武初，被薦，偕同縣謝徽召修《元史》，授翰林院國史編修官，複命教授諸王。三年秋，帝禦闕樓，啟、徽俱入對，擢啟戶部右侍郎，徽吏部郎中。啟自陳年少不敢當重任，徽亦固辭，乃見許。已，並賜白金放還。
啟嚐賦詩，有所諷刺，帝嗛之未發也。及歸，居青丘，授書自給。知府魏觀為移其家郡中，旦夕延見，甚歡。觀以改修府治，獲譴。帝見啟所作上梁文，因發怒，腰斬於市，年三十有九。
明初，吳下多詩人，啟與楊基、張羽、徐賁稱四傑，以配唐王、楊、盧、駱雲。
——《明史》
高啟（1336—1374），元末明初文學家。字季迪，號青丘子，晚號槎軒，長洲（今江蘇蘇州）人。高啟出身富家，童年時父母雙亡，生性警敏，讀書過目成誦，久而不忘，尤精曆史，嗜好詩歌，與張羽、徐賁、宋克等人常在一起切磋詩文，號稱“北郭十友”；與宋濂、劉基並稱為明初詩文三大家；同時，與楊基、張羽、徐賁被譽為“吳中四傑”，當時論者把他們比作“初唐四傑”。他也是明初十才子之一。
元朝末年，天下大亂，張士誠據吳稱王；淮南行省參知政事饒介守吳中，禮賢下士，聞高啟才名，多次派人邀請，延為上賓，招為幕僚。座上都是巨儒碩卿，時高啟年僅16歲，他厭惡官場，23歲那年借故離開，攜家歸依嶽父周仲達，隱居於吳淞江畔的青丘，故自號青丘子，曾作有《青丘子歌》。
明洪武元年（1368），高啟應召入朝，授翰林院編修，以其才學，受朱元璋賞識，複命教授諸王，纂修《元史》。
高啟為人孤高耿介，思想以儒家為本，兼受釋、道影響。他厭倦朝政，不羨功名利祿，因此，洪武三年（1370）秋，朱元璋擬委任他為戶部右侍郎，他固辭不受，被賜金放還，但朱元璋懷疑他作詩諷刺自己，對他產生忌恨。高啟返青丘後，以教書治田自給。
蘇州知府魏觀修複府治舊基，高啟為此撰寫了《上梁文》；因府治舊基原為張士誠宮址，有人誣告魏觀有反心，魏被誅，高啟也受株連，被處以腰斬而亡。
高啟著作，詩歌數量較多，初編有5集，2000餘首；後自編為《缶鳴集》，存937首。景泰元年（1450）徐庸搜集遺篇，編為《高太史大全集》18卷，今通行《四部叢刊》中，《高太史大全集》即據此影印。高啟的詞編為《扣舷集》，文編為《鳧藻集》，另刊於世；《鳳台集序》保存在《珊瑚木難》中，是現存唯一評論高啟在金陵的詩歌論文。
“自知清徹原無愧”——高啟之死把高啟送上刑場的是一篇《郡治上梁文》。古代平常人家蓋房子上大梁時，都要擺上豬頭祭神，點上爆竹驅鬼，大戶人家的建築，則要請當地名士作一篇上梁文。時任蘇州知府的魏觀，便請當時隱居在此地的高啟來為他新建的府宅作上梁文。這本是一件平常的事情，卻犯了朱元璋的忌諱。其一，魏觀修建的知府治所恰好在張士誠宮殿遺址，而張士誠正是朱元璋當年的死對頭；其二，高啟寫得那篇《上梁文》上，有“龍蟠虎踞”的字眼，犯了朱元璋大忌。按照朱元璋的邏輯，“龍蟠虎踞”之地當為帝王所居，而高啟把知府宅所並且是舊敵張士誠住過的地方也稱“龍蟠虎踞”，豈非大逆不道，“有異圖”？真是欲加其罪，何患無辭！那麼，朱元璋為什麼會抓住高啟的“小辮子”，非要置其於死地呢？據《明史·高啟本傳》透露：“啟嚐賦詩，有所諷刺，帝之未發也。”高啟曾寫過一首《題宮女圖》的詩：“女奴扶醉踏蒼苔，明月西園侍宴回。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宮禁有誰來？”這本是一首針對元順帝宮闈隱私的閑散之作，但朱元璋認為高啟是在借古諷今挖苦自己，“有所諷刺”，所以記恨在心。洪武三年（1370），明太祖朱元璋授予戶部侍郎之職，高啟堅決推辭，退隱青丘。朱元璋對於他的不合作，頗為不滿。就是說，《上梁文》中的敏感字眼，隻是高啟被殺的導火線，而真正的禍根其實早就已經埋下了。
高啟學生呂勉回憶高啟和王彝被執送南京時，“眾洶懼喪魄，先生獨不亂。臨行在途吟哦不絕。有‘楓橋北望草斑斑，十去行人九不還’，‘自知清徹原無愧，盍請長江鑒此心’之句。”
據有關史料記載，高啟被行刑時，是朱元璋親自去監斬的，這在曆史上是不多見的。
朱元璋大概是要親眼看著這位不合作、多次用詩文來諷刺自己的文人是怎樣一點一點死去的。曆代“屠夫皇帝”的凶殘程度，莫過於此。高啟被腰斬後，並沒有立即死去，他伏在地上用半截身子的力量，用手蘸著自己的鮮血，一連寫了三個鮮紅而又刺眼的“慘”字。高啟事件是明初文人不依附朝廷必須付出的代價，可以說是朱元璋殺雞儆猴的犧牲品。
高啟，這位當時年僅三十九歲、極有聲望的詩人被腰斬處死，不是一個一般意義的刑事案件，更是一個政治事件，這是朱元璋向那些不願順從、不向新朝妥協的士人發出的明確、冰冷的高壓警告。正是高啟被腰斬這一慘劇，才切實加速了明初士風的轉變和明代文人心態的巨大變化。
婚戀高啟居在還未正式娶周仲達之女時，一次，周仲達生病高啟前去探望，“仲達拿出《蘆雁圖》，讓高啟題詩，於是高啟運筆成賦，曰：‘西風吹折荻花枝，好鳥飛來羽翼垂。沙闊水寒魚不見，滿身風露立多時。’仲達看了笑道：“是子欲偶之意亟矣！”於是選取吉日把女兒嫁給了他。（參見《元和唯亭誌》）
評譽鑒於高啟在詩歌方麵做出的巨大貢獻，不僅後人尊稱他為“明初詩人之冠”，而且曆代詩評家也都對他給予了極高的評價。
“大清第一才子”紀曉嵐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讚譽高啟“天才高逸，實據明一代詩人之上，其於詩，擬漢魏似漢魏，擬六朝似六朝，擬唐似唐，擬宋似宋，凡古人之所長無不兼之。振元末纖禾農縟麗之習而返之於正，啟實有力”。
清代詩人、史學家、學者趙翼（1727—1814）在《甌北詩話》中論高啟：
詩至南宋末年，纖薄已極，故元、胡兩代詩人，又轉而學唐，此亦風氣循環往複，自然之勢也。元末明初，楊鐵崖最為巨擘。然險怪仿昌穀，妖麗仿溫、李，以之自成一家則可，究非康莊大道。當時王常宗已以“文妖”目之，未可為後生取法也。唯高青丘才氣超邁，音節響亮，宗派唐人，而自出新意，一涉筆即有博大昌明氣象，亦關有明一代文運。論者推為開國詩人第一，信不虛也。李誌光作《高太史傳》，謂其詩“上窺建安，下逮開元，至大曆以後，則藐之”。此亦非確論。今平心閱之：五古、五律，則脫胎於漢、魏、六朝及初、盛唐；七古、七律，則參以中唐；七絕並及晚唐。要其英爽絕人，故學唐而不為唐所囿。後來學唐者：李、何輩襲其麵貌，仿其聲調，而神理索然，則優孟衣冠矣；鍾、譚等又從一字一句，標舉冷僻，以為得味外味，則幽獨君之鬼語矣。獨青丘如天半朱霞，映照下界，至今猶光景常新，則其天分不可及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