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了更多的奢侈品，農民的生活水平反而下降，農民暴動急劇增加，農民暴動不僅指向藩當局，也襲擊身邊的村役人、商人、高利貸者。作為領主統治農民的基層單位的村落共同體，也逐步演變成對抗領主的組織。可以推測，如果沒有外來壓力和工業革命，日本會演變成與中國古代類似的農業資本主義製度——無用、腐敗的貴族階級在動蕩中被消滅，取而代之的是不直接幹涉經濟運行的小型統一政府，社會階層不斷流動變換，農民工商業者自主經營，通過市場交換物資。
第四節 中日近代曆史比較
我們經常說中國有數千年封建社會的曆史，但如果仔細觀察秦始皇一統天下以後的中國，我們會發現此後的曆史缺乏封建社會的最根本特征——人身依附和嚴格的等級製度。當然，封建製有不同的定義，但如果用西歐、日本、西亞等地的貴族割據封建製來定義封建製的基本特征，再用這個詞彙來描述同期中國社會顯然不太合適，因此本文認為中國自秦朝統一以後的社會為一種早期農業資本主義社會，隻是因為農業生產力在15世紀以前無法突破自然上限，導致社會結構固化，無法持續擴張。
自秦朝統一以來，中國的封建製度基本解體。秦漢兩代還保留了一些封建製遺跡，以至於在兩晉南北朝期間會有士族這種封建階層的出現，但在隨後的漫長歲月中，封建的遺跡基本消失了。首先身份製度被打破，雖然有“士農工商”的價值取向，但職業間可以自由流動，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除了作為統治象征的皇帝以外，其他人在人格上是平等的。貴族也被消滅了，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任何人都可以通過科舉進入統治階層，科舉製度成了現代公務員製度的前身。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主要靠經濟-文化力量而不是靠武力維係，所以軍隊地位低下，數量少，統治權掌握在由科舉產生的文官手中，整個統治機構占人口的比例很低。以晚清為例，按官製，全國的官僚大約隻有兩萬名文官和七千名武官。舉人共有一萬八千名左右，進士二千五百名左右，北京翰林院的翰林六百五十名左右。所有舉人以上的官員和知識分子合計不足5萬，即使計算上20倍也就是100萬的胥吏和100萬左右的鄉紳秀才，總數不過200萬，而當時的總人口約4億，是名副其實的小政府大社會。另外，鄉紳階層事實上隻是一個過渡的階層，隻擁有豁免了勞役等小小的特權，實際上並未側身於官吏的行列之中。作為對比，明治初年的日本，總人口約3310萬人，國家機器其他的部分不算，光作為統治者的武士就有189萬之眾，這反映了日本的社會主要是靠經濟以外的力量維持的，屬於大政府小社會（具體到每個地區而言）。
按照不同的統計口徑，武士的數量是不同的。日本的統治階層是武士—鄉士—村役人。武士一般指居住在都市的，不事農業生產的“城下士”。鄉士則介於農民與武士之間的階層，雖承擔兵役，但也從事農業生產，有時也把鄉士算作武士。村役人雖然屬於農民，苗字（姓）帶刀的也不少見，雖然農民被禁止帶刀。武士的等級分為一門、家老、中老、番頭、物頭、徒士頭、馬廻、平士、徒士、足輕、中間、小者。秩祿處分的時候，從一門到平士算作武士，稱士族，共有150餘萬。以下到足輕被稱為卒，後來卒被取消，基本原則是世襲的並入士族，一代的歸入平民，這樣的士族又有30餘萬。合起來享受秩祿處分的士族189萬。由於武士的俸祿是以家為單位發放的，人數包含家屬。幕藩的統治機構中還有大量非世襲臨時聘用的奉公人，他們不在秩祿處分的對象之列。豪農商人也可以用錢購買中間、小者等輕輩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