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財政一項，有專人負責。如怕胡濫開支，是可防止的。彙票究該由誰保管，應該多請幾位負責同誌來商議決定。不必再爭執了，有傷感情。”劉公氣惱，聽李作棟言語才平靜下來，說道：“保管問 題不大，問題在監督方麵，大家願意受我監督，不濫開支，我樂意把彙票交出來。現在即可交給你們，也不必同大家商量，就這樣決定。”
說著，劉公便打開木箱，取出彙票攤到桌上。
彭楚藩轉換笑臉說道：“仲文兄如此放心，我們甚是高興。作棟是公舉的理財部長，彙條可由作棟保管。但是彙條上共有銀子五千兩，可兌七千塊銀元。我們已做估計，革命經費有五千元便足夠。剩餘 兩千元可留做你個人開支使用。適才納官之事，是戲言，請原諒。”說罷和李作棟便要告辭離去。劉公哪裏肯放，扯住二人道：“夜已深，就在此過夜，明日一塊兒過江。”李作棟道：“嫂夫人不方便 。”劉公道：“內子可在樓下和母親共榻。”一場風波，就此平息。
樓梯口下的楊玉如、孫武、鄧玉麟等也走上樓來，眾人哈哈一笑，皆大歡喜。
劉公過去和彭楚藩接觸較少，不甚了解，經此番爭執之後，深知彭楚藩急公好義，甚為欽佩。二人共榻而眠，談了一夜。第二天清晨，劉公、彭楚藩、李作棟一同過江，在漢口某山西票號換了兌條，向 俄租界道勝銀行辦理存款手續。因為洋租界的外國銀行，不受清官廳管轄，存取款項不致泄漏消息，引出麻煩。哪知，俄租界的道勝銀行，不相信中國票號開出的兌條，非現款不可。於是，劉公等三人 ，又返回山西票號去提取現款。時間已是下午，他們趕緊請了幾個挑夫，把五千兩銀子挑進道勝銀行，才把存款手續辦妥。
按當時市麵通例，每枚銀元合銀重七錢二分。五千兩銀子折合銀元六千九百四十餘枚。取出五千元後，劉公在票號仍持有近兩千元大洋存款。
經費問題解決後，各項工作迅速展開。共進會、文學社兩團體於七月二十二日假雄楚樓召開聯席會議。此次，兩團體主要人物齊集，推劉公做會議主席，文學社蔡大輔為記錄。
孫武精神抖擻，首先做報告道：“我們湖北革命已有十餘年曆史，在最近三四年間，完全由我們文學社、共進會兩團體擔負這個艱巨的任務。經過我們全體同誌共同努力，互相諒解，進行出生入死的冒 險工作，才獲得今日的成就。現在已到要攤牌的時候了。我們已由被動轉為主動，要向敵人進攻了。幾個月來，軍隊同誌屢次催促我們發動起義，我們因湖北地處腹地，四麵都有受敵人威脅的可能，武 昌革命是生路，也是死路，萬不可冒險作孤注一擲之舉……現在我們秘密籌備工作，已經大體完成。尤其是仲文同誌慷慨捐出五千元，我們的發動經費有了，準備及時動手。但武昌革命是文學社和共進 會雙方的事，隻有兩團體聯合一致，集中力量向敵人進攻，才能得到勝利。否則，互相觀望，坐待時機，就會同歸於盡。所以今天召集兩團體負責同誌會商，希望兩團體在勝敗存亡的緊要關頭，在兩團 體的聯合問題上，展開切實的討論。”
文學社劉複基繼起發言：“搖清兄所談一切，可稱老到精細，本人極表同情。武昌革命是共進會與文學社兩團體的事業。文學社和共進會的命運是緊密相連的。我們兩團體向來是合作的，不過以前隻能 算消極地合作，現在我們要積極地合作了。現在革命形勢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之勢了。已到與清皇朝短兵相接的生死關頭。本人建議：應該把以前雙方團體名稱，文學社、共進會等一律暫時擱置不 用，大家都以武昌革命黨人的身份和敵人拚個你死我活。事成則卿，事敗則烹，希望全體同誌群策群力，冒險以赴，再不要存門戶之見，多所顧慮了。”
劉複基的發言得到了與會者的熱烈讚賞，大家都認識到在此革命的重要關頭，兩團體一致對敵的必要性。劉公站起身來，環視了一下會場說：“本人亦有建議：不僅團體名稱要更改，就是從前所預擬的 個人職務名義，也過了時效，都應一律作廢，重新改選。即如本人前承蒙同誌預推為湖北的大都督，劉英為副都督。現在劉英不在此地，我不敢代表他，我自量才識不能勝任起義時的領袖，請大家原諒 。”蔣翊武、王憲章緊接著發言，辭掉了文學社社長、副社長的職務，表示兩團體合並之後，一切重要事情取決於會議。
會場情緒既熱烈，又嚴肅。
楊玉如看看諸位卸任的同誌，微笑說道：“從今日起消除原來團體的名義，我們武昌革命戰線才算真正統一了。但是大家都取消已往的領袖頭銜，那麼我們湖北革命豈不成了群龍無首嗎？譚人鳳同誌曾 說過‘責任可以分擔，事權必須統一’，這是中部同盟會的革命原則。我們今天還是要預選一個主帥出來，或稱都督，或稱總司令，以備起義時負責指揮，以免臨時忙亂，請大家考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