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印度——大地古國興衰
第二章印度——大地古國興衰
漠虛靜以恬愉兮，
澹無為而自得；
聞赤鬆之清塵兮，
願乘風乎遺則。
——屈原《遠遊》句
一九○二年春，印度大吉嶺，康有為“得佳屋於翠崖”，並在林中築一草亭，辟有曲徑，作柴床，南海書橫額於草亭，名須彌雪，從曲徑行，山風颯颯，空氣清新，雪山可望。
康有為遊興甚濃，同璧更是雀躍，父女二人各乘一馬，自大吉嶺雙騎遊須彌山（今譯喜馬拉雅山，然其況味遠不如舊譯也，筆者附識），先後遊世界屋脊九日仍不知倦，“深入至哲孟雄國（今之錫金，筆者附識）之江督都城，康有為沒有想到，其英國官吏竟率國王迎於車站，南海其時早已名滿世界矣！至王宮，由王妃作陪。王妃之衣物飾品皆為中國物，並以貝葉經相贈。”據年譜稱，康有為“解帶答之”，不知何帶？抑或玉飾？“同璧亦以指環贈其後”。
自一九○一年正月到印度，一九○二年又待一年，康有為果性好冶遊，而各地官員視其為上賓，看似風光無限，其實心事重重，對中國前途之憂患日深，而又計出無奈，逋客之言無足輕重，況千裏萬裏之遙，聽者為誰？信者幾何？然南海於家國之使命感卻從未稍減，且流亡愈久、漸行漸遠而愈濃愈烈。大吉嶺，離喜馬拉雅山之幹城章嘉峰僅八十公裏，蒼茫雪峰，日月生輝而插雲天，其光也，既沐印度也照中國；其高也，天造地設，示兩大古國曆史文化之悠久。彼時，正當印度亡國，中國在清朝末路之際已成亂國，南海且聞訊中俄即將簽訂《西藏密約》，悲從中來，痛憤交加，有詩記之：“望須彌山雲飛，因印度之亡，感望故國，聞西藏又割地矣！”
喜馬拉山雲四飛，
山河舉目淚沾衣；
此通藏衛無多路，
萬裏中原有是非。
四言二十八字，無一激昂慷慨之詞，看似淡淡寫來，其實有大感歎，有大憂患，有大蒼涼，且隱伏著南海一以貫之的大希望：何時何日以何策救百姓以水火而“重鑄新中國”？
先是南美洲、北美洲之諸華商書致南海，為國事而焦慮稱：義和團之亂暫已平息，而西太後、榮祿仍握重權，光緒帝命運堪憂，清政府既要維持西太後及一應腐敗親貴大員的奢侈，又要賠款，財政收入早已不支，便紛紛加重稅賦，民不聊生。“保皇會備極忠義，而政府反以為逆黨”，“不如以鐵血行之”，舉刀槍而革命，“或可以保國保民”等等。康有為讀後於一九○二年五月在大吉嶺翠崖複信，有“覽書惶駭，何乃至此”句，南海在此一《答南北美洲諸華商論中國隻可行立憲不可行革命書》中詳為分析道，其時海內外人士認為西太後因八國聯軍而西逃回京之後，一會歸政於光緒，二會驅逐榮祿。因何有此想？當八國聯軍兵臨北京城下，聯絡並驅使義和團者、圍外國大使館者，榮祿皆為罪魁。西太後不知乎？知之也。然榮祿善為兩麵派，一則命董福祥率兵包圍大使館，一則又派人為使館送去瓜果，“於事成則受其功，若事敗時不受其過”，但榮祿能脫身事外還因為：西後從未懷疑過榮祿對其之忠。在西後心中喪權辱國事小，而忠不忠於其本人，則為最大事。因而海外華商、保皇會眾失望之餘，群情洶洶，再言革命。
殊不知，自立軍起義失敗，千眾喋血之慘，促成了康有為經過痛苦反思之後的一種堅持：“此後不複再言兵事”，恪守改良、立憲之宗旨以救中國。此乃康有為之一貫主張，而自立軍起義因中國北方之亂機不可失，且為唐才常助，不妨說，康有為隻是偶然地做了一次革命者，之後又迅即回歸原有的隻可立憲不能行革命的改良、改革之路，非南海心血來潮，為一本所舊也。
康有為詳論歐美各國所以致強之道，概括為“人民所以得自主，窮其治法，不過行立憲法，定君民之權而止，為治法之極則矣”。南海所言之“治法”，即治國之法。
歐美諸國誰最先強？英國。英國何以強？康有為詳列時序以論：
明崇禎十五年英國爭亂；
清康熙二十七年，英國始立議院、賦予民權；
其間為四十八年，但民權中“然尚未有選官之權”；
“至道光十二年、二十八年，倫敦民黨大變兩次，大將軍威靈頓調兵二十萬，僅而獲成。”
康有為告訴南北美洲華商諸公：英國人之民權，抗爭二百年而後得，中間也曾“殺一君，流血無數”，但所追求的“求民權，行立憲”，而且“英君主之世守如故，未嚐革命也”。
康有為再以奧國即奧地利為例：
清道光十三年，奧國禁報紙、禁私會，於是民黨大起，為求民權也，並逐國王；又有普法之戰侵割。“乃始予民議政權。”
至同治十年，二十三年始得民權、立憲。
“然雖逐王，奧君之世守如故，亦未嚐革命也。”
又有意大利：
清嘉慶時拿破侖予民權，“複遭維也納約之壓製”；
意大利民黨以七十萬之眾，抗爭數十年，“乃起大變”；
後“薩諦尼王獨立主張民權，大為民所歸，於是合數十小國而成意國，且立帝權，更未革命矣。”
對法國之大革命，康有為則大不以為然，筆者略歸納如下：
“大亂八十年，流血數百萬。”一也。
倡“民權之人，旋即借以自為君主而行壓製，如拿破侖者。”二也。
在康有為看來，歐洲“各國之憲法，以法國為最不善”，南海何作此論？因為“國既民主亦不能強，能革去君而不能革其世襲，其官之貪酷壓民甚至，民之樂利反不能歐洲各國，此則歐洲言革命不革命之明效大驗矣”。法國政體實為總統製，南海在別的文章中曾有提及，總統權力過大有致獨裁之害，因此以英國政體為善。
保皇黨中有人又問：美國革命為什麼成功？且言“再竭忠義，亦恐徒然，不如革命自立效華盛頓”。康有為關於美國革命成功的看法是，美國乃一新大陸，無任何曆史負擔。傳統製約，“新造之邦”也。“當時人民僅四百萬，與歐洲隔絕，風氣皆新，無一切舊製舊欲之牽製。”以今日視之，乃無牽無掛，自由好勇之牛仔發生地也。後來羨新大陸之自由之因淘金而“渡海赴之者”，均有其共同之處：厭倦故國，樂享自由，性好冒險，是故美國革命見功而立。若我中國又將如何呢？不獨地極廣、人眾多至四萬萬，而曆史遠至五千年，文字、文化一脈相承，成為民風、習俗而相溶於血液。“不獨與美國迥絕不同，即較之法亦過之極遠。”倘無君主立憲之過渡，及四萬萬人眾之相關教育，“一旦乃欲超越而直入民主世界”，其結果，康有為描述如下：
如台高三丈，不假梯級而欲登之；河廣十尋，不假舟筏而欲跳渡之，其必不成而墮溺，乃必然也。
康有為又以孔子之《春秋》三世說，即據亂、升平、太平諄諄以教：據亂世為君主專製世；升平世為立法即定憲法、定君權、民權之世；而太平之世，才是民主、大同世。當時中國，可明確認定為據亂之世，南海曰：“內其國則不能一超直至世界之大同也；為君主專製之舊風，亦不能一超至民主之世也。”進而，康有為又有國家與民眾之關係、君憲與民主之關係，以及據亂世結束何以必須君主立憲之論。南海曰：“國者民之所積也，國者民之公產也，孔子言天下為公。選賢與能，固公理也。歐洲十餘國，萬戰流血，何不皆如法之革命，而必仍立君子乎？”康有為的回答是，非不能也，乃“有不得已之勢存焉”。此所謂“不得已之勢”何解？南海謂：
以中國今日之人心，公理未明，舊俗俱在，何能如歐洲民變之公。勢必大者王，小者侯，如恒河沙，自攻自殘，日尋幹戈，偷生不暇。何能變法救民何能整頓內治夫歐美一切之美政、美學、美術，皆承平暇豫，而後能為之。豈有國內亂據倉皇，民不聊生，工商俱廢，奔走不暇，而能興內治乎法國之地與民，不得中國十分之一，而革命一倡，亂八十年。第一次亂，巴黎城死者百廿九萬。中國十倍其地，十倍其民，萬倍於巴黎，而又語言不通，山川隔絕，以二十餘省之大，二百餘府之多，三千餘縣之眾，必不能合一矣。若有大亂，以法亂之例推之，必將數百年而複定，否亦須過百年而後定。方列強競爭，虎視逐逐，今方一統，猶危殆岌岌，若吾同胞相殘毀，其能待我數百年平定而後興起內治乎？鷸蚌相持，漁人得利，必先為外人有矣，若印度是也。誰生厲階，演此慘劇夫今誌士仁人之發憤舍身命而倡大變者，其初豈非為救國民哉乃必自殺數萬萬人，去中國人類之半而救之，孟子言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況於屠戮同種數萬萬人哉且殺子而救其孫，既不為智，況並孫而不能救，終於相持而贈他人。試問中國同胞何仇於彼，而造此無量之苦海惡孽乎莊子言：作始也簡，將畢也巨。能發之者，誰能收之若火之一發既燎於原，不可撲滅，有救民之聖主在，乃不少待而妄發此巨焰，焚人以自焚，且焚及其同胞數萬萬人。焉有仁人誌士而如此乎孟子曰：賊人者謂之賊。托於救國者，豈願為民賊乎夫始為變法自強而來，終為內亂自亡而去；始為救國保種而來，終為鬻民滅國而去。在妄發者，豈料其末禍至是!然放火之人，無能知火之所止者，彼放小火耳。風之所來，誰能定之測火風猶若是，而況倡革命者放大火、燎炸藥以燒中國，又當四鄰窺伺之時，彼雖號為智者，能料其所終乎即智者妄謂能料之，其可信乎方印度諸自立國，倡言背蒙古朝時，豈料不數十年國種全滅而隸英哉言革命者，必謂非經大殺戮，不能得大安樂，故殺人數萬萬用戶其本懷，原不足動其心。然使殺之而必能救中國，猶可也；然自相屠殺，剪其種族數萬萬，而必至鷸蚌相持，漁人得利也。誌士仁人，何忍出此！
康有為憂之最深的是革命流血，救民而自攻自殘，保國而最後滅國，這一番激烈而又言之在理的議論，時人謂其危言聳聽，豈料幾年後“大者王，小者侯”然後“日尋幹戈”，而“四鄰窺伺”，瓜分中國等等前已有之，後而繼之，所謂危言，皆成事實！正如南海在信中所言“光緒戊子之冬，吾上書言日本朝鮮事，舉朝笑之，及甲午乃不幸而言中”一樣，存乎？亡乎？中國之命運啊！
這一長達三萬字的答南北美洲華商的長信寫畢，康有為已有倦意，同璧侍茶，南海遠望須彌山雪久久不語。稍頓，同璧挽父漫步往複於曲徑，南海其實仍沉浸於複信中關乎時勢的思考，問同璧：“汝知曲徑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