拔城擒賊而還一。劉基退休還鄉後，朱元璋還不時"以手書問天象事。朱元璋對天文星占的學習、鑽研非常癡迷，據說他常在"每夕鐠後，自於禁中露坐，玩索天象，有達旦不寐者"。經過長期的觀測，他發現宋朝蔡忱解說《尚書》的《書集傳》關於日月五星運行方向的說法，同自己的觀測結果不符，也與朱子《詩傳》的記載相悖，其他注也與鄱陽鄒季友所論不同，特召諸儒訂正，命翰林院學士劉三吾總其事，書成賜名日《書傳會選》。天文星占學中有關風雨氣象變化的知識，自然有助於戰略戰術的製定，但更多的是帶有迷信色彩的東西，這就使得朱元璋的軍事思想夾雜著不少"天命"、"鬼神"之說。
為了尋求平定天下、治理國家的計策，朱元璋非常重視凝聚著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經史的學習。早在起義期間，在軍中已"甚喜閱經史"。儒家思想是洪武建國和治國的指導思想和理論基礎，作為儒家經典的《四書》、《五經》也就成為他經常閱讀、潛心鑽研的重要著作。龍鳳四年(1358年)朱元璋率部攻占婺州，征召儒士，範祖幹持《大學》進見。朱元璋問："治道何先"答日："不出乎此書。"朱元璋命範祖幹剖析其義，範祖幹"以為帝王之道，自修身齊家以至於治國平天下，必上下四旁均齊方正，使萬物各得其所，而後可以言治"。朱元璋聽後說道："聖人之道，所以為萬世法。吾自起兵以來，號令賞罰一有不平，何以服眾夫武定禍亂，文致太平，悉此道也。"表明他對《四書》之一的《大學》已經相當熟悉，並有一定的領悟。接著，他又征召儒士許存仁、葉瓚玉等十三人"會食省中，日令二人進講經史，敷陳治道"。龍鳳九年五月，又令征召各地名儒，會集應天，向他和大臣們講論經史。後來，又嚐召宋濂為他講《春秋左氏傳》，命許存仁講《尚書·洪範》休咎征之說。明朝建立後，雖未確立經筵製度，但仍繼續不定期地令儒臣為之講讀經書，如命宋濂、王神等進講《大學》，陳南賓講《尚書·洪範》九疇，朱善講《周易》。除了請儒臣講解之外，朱元璋自己"每於宮中無事，輒取孔子之言觀之"。在諸多經書中，朱元璋對《尚書》極為重視，曾命儒臣將《尚書》的《洪範》篇書揭於禦座之右，又將《無逸》篇書於殿壁之上，以便朝夕觀覽。他還親自為《洪範》篇作注，寫成《禦注洪範》一書，多采用陳南賓之說。《春秋》原是一部魯國的曆史書，後被儒家列為經書。朱元璋經常翻閱，覺得它所載"列國之事，錯見間出，欲究其始終，則艱於考索"，特命東宮文學傅藻等重加纂錄，"分列國而類聚之，附以左氏傳"，賜名《春秋本末》，以便於閱讀。
經過長期的學習、研讀，朱元璋對《四書》、《五經》不僅爛熟於心，而且還頗有獨到的見解。例如洪武三年，當翰林院學士宋濂、待製王神等進講《大學》，至傳之十章"有土有人"時，他就發揮道："人者國之本，德者身之本，德厚則人懷，人安則國固，故人主有仁厚之德，則人歸之如就父母。人心既歸，有土有財，自然之理也。若德不足以懷眾，雖有財亦何用哉"因此，在對臣民及諸子講話時，朱元璋常脫口而出地引用經書中的語句。比如，他講到自己在宮中無事輒取孔子之言觀覽時，援引《論語》的"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稱其為"治國之良規"。他要求國子監生讀書之餘練習騎射，說："《詩》日：文武吉甫，萬邦為憲。惟其有文武之才，則萬邦以之為法矣。"他詔舉富民，對中書省臣日："古人立賢無方。孟子日：有恒產者，有恒心。今郡縣富民多有素行端潔、通達時務者，其令有司審擇之，以其名進。他要求群臣勤於政務，說："《書》雲：功崇惟誌，業廣惟勤。爾群臣但能以此為勉，朕無憂矣。"他諭遼東守將潘敬、葉旺日："《春秋》有雲：毋納逋逃。不然，則邊患將由此而啟矣。"洪武九年十月，他對群臣的一次講話，竟接連引用了好幾部經書的語錄，日："《書》雲：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君臣之分，如天尊地卑，不可逾越。故《春秋》有謹始之義，《詩》有陵分之譏。聖人著之於經，所以垂訓天下後世者至矣。爾在廷群臣，以道事朕，當有鑒於彼，毋擅作威福，逾越禮分，庶幾上下相保，而身名垂於不朽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