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那就走財保呀。得需要多少錢？”李泳覺得自己頭腦始終很清楚。
“2至5萬元，當然這是個理想狀態。”梁山說的這個數是有法律依據的。依李泳的心願，花多少錢都無所謂，隻要能速戰速決把石頭拿出來。
可是事與願違，驕傲的李泳在第一個計劃中就失敗了。
當晚，梁山請他在當地政法委工作的一個同學吃飯，打聽到案子是內蒙公安廳經偵部門接手的。
第二天上午，李泳和梁山在沙發上把屁股都坐熱了，周濤才打來電話，他讓內勤通知倆人，他在外地出差，過一兩天回來，到時當麵說清楚。按規定，犯罪嫌疑人被拘留當天，律師就可以介入。然而，周濤早已派人驗過梁山的律師資格證。梁山恰恰沒有律師資格證。一連三天，他們既見不到主辦人，也見不到石頭。幹著急。氣得李泳直罵梁山沒用。
半年前，李泳向社會公開招聘公司法律顧問。在沙石市政法委工作的梁山，畢業於西北政法學院法律係，他本就抱怨工資偏低，看到招聘啟事，毅然辭掉鐵飯碗，投奔了野馬公司。國家有明文規定，像野馬這種規模的公司，內部不允許設律師事務所，所以，嚴格來說，梁山的合法身份是法律工作者。但李泳不懂法律，她隻知道梁山在政法委工作多年，認識很多司法界官員，她需要梁山的經曆和關係網，以及他一張能言善辯的嘴。在她的心目中，梁山是公司法律顧問，理所當然也是律師。
周濤回來了。惱火至極的梁山提出要見石頭。周濤不客氣地說：“我尊重你，你頂多算個法律工作者。如果你堅持認為自己可以享用律師資格的話，我勸你別跟我較勁兒。”梁山提出要財保石頭，遭到周濤的拒絕：“我可以接受你們的取保申請，也可不接受。盡管你們具備了取保權利，但在案情沒有調查清楚之前，我怕你們帶著他潛逃，所以，我們不能接受你們的取保要求。”
律師和取保這兩條道都走不通，李泳希望能突破辦案警察。以她的經驗，那些基層警察窮得要命，內蒙又是個人情味濃厚的地域，如果能把他們約出來，不怕事情搞不定。可是，經辦此案的警察仿佛捉迷藏般，一個都逮不到。周濤有話在先：此案重大，回避打擾。
李泳氣惱地想：我就不相信這年頭還有送不出錢的事。她想，最低也要盡快見到石頭。如果連這件事都辦不成，簡直是對她能力的一種汙蔑。
李泳給鄭少東打了個電話，嗲聲嗲氣地說，自己在內蒙做了點小生意，遇到點人情麻煩，想請他幫忙與當地公安機關疏通一下關係。
鄭少東滿口應稱：小事情。又問她跑到哪裏去了，這兩天想練練騎摩托車，也找不到人。
李泳笑吟吟地說：“我就知道你幾天不騎摩托車渾身難受，這樣吧，你到俱樂部找馬新業吧，我按照你的意思把他留下來了，你們不是老關係了嗎？我在內蒙這邊有個合同要簽一下，過兩天回去。”
鄭少東還真幫忙，一個電話打到內蒙公安廳的老同學家裏。李泳當即包了個五位數的紅包，親自登門拜訪鄭少東的老同學。他收了李泳的紅包，並讓她回賓館等話。
鑒於前四次提審中石頭交代，到內蒙倒賣槍支彈藥給恐怖分子換美元是受董事長的指使，所以，周濤決定對李泳進行詢問取證。
李泳首先定位自己是個外國人，外國的法律與中國的法律不同，所以她有權享受外國人的一些特權，至於什麼特權，李泳故意大聲說外國話，誰也聽不懂。按規定，周濤對外國人進行詢問時，必須有外管局的人在場聽證。詢問開始了，李泳先是一言不發，傲慢地坐在那裏，一雙媚眼對著辦案民警掃來掃去。不論周濤問什麼，她都裝著不會說中國話。公司法律顧問梁山再三解釋：董事長隻會說民族語言和外國話。再後來，她幹脆用外國話謾罵警察，詢問進行不下去了，外管局來聽證的人生氣地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