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業卻是“皇道派”，這也是不多的。怎麼說呢？如果硬要用“階級鬥爭為綱”來分析的話，那麼“皇道派”就是屬於低層階級的。到現在都還是這樣，越是下層的人，對皇室什麼的越關心，總相信天皇是“天縱英才”，事情就壞在幾個貪官汙吏手裏，如果“天皇親政”，就什麼事都解決了。而“統製派”大多就屬於“皇道派”所恨之入骨的“貪官汙吏”，起碼對天皇什麼的無所謂，也就是所謂中層階級。“2.26事件”其實就是低層階級為了上層階級（天皇）來打倒中層階級。
但是“2.26事件”以後，天皇震怒，說“殺了我的肱股之臣”。要血債血還，把個為首的下級軍官們連同搖鵝毛扇的憤青北一輝一刀全給宰了。覺得好像被天皇給賣了，這下“皇道派”就不知道該怎麼辦好了，隻好“一致對外”了。
對外？那“外”是哪兒？有一個口號叫“滿洲生命線”。
“滿洲生命線”到底是誰先說出來的？現在能查到的資料上好像首先是後來的甲級戰犯，當時的政友會議員鬆岡洋佑1931年在眾議院上說出來的：“我認為滿蒙問題是關係到我國生死存亡的問題，是我國國民的生命線。國防上經濟上必須這樣考慮”，在這之後《每日新聞》曾經連發30幾篇社論叫做《滿蒙生命線論》。一時日本全國從上到下“滿蒙生命線”是甚囂塵上。
其實這個“滿蒙生命線”的提法是石原莞爾發明的。
石原莞爾是陸大30期以次席的身份畢業的，夠牛。畢業後留學德國，據說是能夠讀懂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的為數不多的日本人中的一個。不僅如此，這位還發展了《戰爭論》，整出來了一個“最終戰爭論”。現在能看到的《最終戰爭論》隻是石原1940年在京都一次講演的紀錄稿，而完整地表現了石原思想的《戰爭史大觀》最早是1929年在長春的一篇講話綱領，後來經本人在1938年和1940年兩次修改，於1941年正式出版的。
那個“最終戰爭論”是個什麼玩意兒？石原認為未來世界的衝突是東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的衝突，作為東方文明代表的日本不可避免地要和作為西方文明代表的美國要進行一場所謂“最終的戰爭”，以此來決定人類社會的走向。
石原又認為，在這場“最終戰爭”的較量中，日本在戰略地位上處於不利的地位：國土沒有縱深，沒有戰略物資資源。在這場持久戰的過程中，日本一定要一個後方基地，這個基地就是滿蒙。
這就是“滿蒙生命線論”的由來。
應該說石原莞爾是個天才。在1941年出版的《戰爭史大觀》中石原不僅強調了飛機在未來戰爭中的作用，而且指出了原子核裂變能量在軍事中的應用。石原說“使用這種能量的破壞力可能使戰爭在一瞬間就決出勝負”，“怪力光線武器什麼的突然出現也有可能”。在重視武器這點上石原和日本陸軍不同，這也是石原最後被東條英機排斥的原因之一。當然就算是石原也沒有想到是日本首先成了原子核裂變能量武器的試驗品，“一瞬間就決出勝負”了。
石原人非常聰明。當時陸軍大學校的功課是相當重的，學員開通宵做作業是常事。可石原永遠好像是無所事事，吃了飯就到處串門。石原特能侃，所以大家對他是又喜歡又討厭：喜歡聽他侃大山，但是一聽他侃大山，作業怎麼辦？但石原就是這樣輕輕鬆鬆地以次席的成績畢業。
石原還有一點邪門的，他出身於國粹世家，是個狂熱的佛教徒。嗯？哪位要有意見了，能用狂熱來形容連生都不殺的佛教的嗎？能，日本就有一門極富攻擊性的佛教，叫日蓮宗。據說原來是中國的天台宗，傳到日本去了以後不知怎的就帶上了通常佛教所沒有的攻擊性。特別是在明治以後，日蓮宗在國家權力有形無形的支持下，成為了皇道派右翼力量的大本營。皇道派團體及其所發動的事件，像“血盟團”，“立憲養正會”，“2.26事件”等等，背後都有日蓮宗的影子，一直到戰後的三島由記夫思想中都有日蓮宗的痕跡。
石原莞爾的“滿蒙生命線”理論，理所當然地被陸軍奉為至寶。再經過傳媒的宣傳，成為了最銳利的口號和攻無不克戰無不勝的思想武器，任何言行碰到了它就都熄了火。
前麵說過有一批關東軍的參謀們正忙著為總理田中義一挖墳頭就是在這件事情上。當時的總理田中義一和陸相白川義則（陸大12期）都和張作霖有個人交情，他們認為與其自己去統治滿洲不如想法子把張作霖變成一個傀儡更好，所以雖然張作霖在山東失敗還是支持張作霖繼續統治滿洲。而當時關東軍司令官的村岡長太郎（陸大16期軍刀組），參謀長的齋藤恒（陸大19期），高級參謀河本大作則認為維持這條“滿蒙生命線”的最大障礙就是老狐狸張作霖。隻要除掉這條老狐狸就萬事大吉，那個號稱少帥的張學良隻是一個抽鴉片的小流氓。那個小流氓忙搞女人都忙不過來了，他如果會去管正事的話那母豬都會上樹了，還嗖嗖的呢。
參謀本部作戰部長荒木貞夫也支持關東軍以對抗陸軍省和內閣。
於是在1928年6月4日淩晨發生了震驚中外的“皇姑屯事件”，安國軍大元帥張作霖的座車被人炸飛，張作霖不治身死。當時關東軍方麵放出的留言是南方北伐軍便衣隊所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