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蔡公時的就是他，太平洋戰爭中指揮進攻香港的也是他，曾任香港軍政廳最高長官，犯下殺害平民，屠殺戰俘，強奸婦女等累累戰爭罪行，戰後被南京軍事法庭判處死刑。
怎麼一個天津會聚集起那麼多牛鬼蛇神呢？很簡單，在那些野心勃勃的參謀們眼裏，滿洲已經結束了。要想升官發財，要想出人頭地，在滿洲是指望不大了，得去華北，去天津軍。所以從此以後，天津軍開始唱主角了。
當時的外相是後來的甲級戰犯廣田弘毅，廣田剛剛當外相時比起他的前任齋藤內閣的內田康哉外相起來，無論怎麼說還是算溫和派的，起碼不是那麼“甲級”。那位內田康哉整個就是個緊跟軍部的瘋子，在議會答辯時口出狂言：“就是國家變成焦土，也要守住滿洲”。可他不會想到，幾年後他們還是沒有守住滿洲，而日本這個國家倒真是變成了一片焦土。
廣田就任外相後，1935年1月22日在議會演說時提出了對華“不威脅，不侵略”，在1月25日的議會答辯又再次明言：“在我的任期內不會進行戰爭”，這是他一開始的“三不原則”。
2月26日，廣田弘毅又對訪日的國府外交部長王寵惠表示在原則上不反對撤銷不平等條約，甚至可以準備撤退駐華日軍。5月份日本又在列強中首先將駐華公使館升格為駐華大使館。
當時的列強駐華外交機關都是公使館，表明他們還不承認中國是一個現代國家。現在日本帶頭將公使館升格為大使館，即是隻是象征性的，也是一種舉動吧。
但是廣田的“溫和派”舉動，其實就隻有這“大使館升格”這一項。
但是軍部，尤其是少壯派參謀們連這種舉動也無法容忍。
野心和貪婪是一個方麵，還有一個方麵就是：他們感到了威脅——中國在走向統一。
中國在政治上由於張學良的東北易幟，基本上已經統一。各路軍閥領袖起碼在形式上都加入了國民黨，都是“中央執行委員”；軍事上經過幾次軍閥混戰，蔣介石已經基本上在軍事上控製住了局麵；各地軍閥都開始從傳統的封建軍閥向一種割據性的封鎖經濟圈蛻皮，甚至開始獨立地引進外資來和南京中央政府對抗。像廣東的陳濟棠，廣西的白崇禧，李宗仁，河北的商震，萬福麟，察哈爾的宋哲元，綏遠的傅作義，山東的韓複榘，山西的閻錫山等人雖然對中央還是陽奉陰違，但要再像前幾年那樣動不動就可以和中央來一場“大戰”是不可能了。
但日軍參謀們總幻想是不是可能在蔣介石的國民政府和各路地方軍閥之間插個釘子，所以首先在華北就搞了兩個協定，就是所謂的“何應欽——梅津美治郎協定”和“土肥原——秦德純協定”。
1935年的5月初，天津軍借口兩親日報社社長被殺，向國民政府提出罷免河北省主席於學忠；於學仲屬下的原東北軍，國民黨中央軍和國民黨機關撤出河北，改天津為直轄市，河北省政府遷往保定等無理要求。
看看日本人梨本佑平在《中國之中的日本人》是怎麼描寫“何應欽——梅津美治郎協定”這件事的吧：
“美麗的古都北平優雅閑靜的居仁堂何應欽公館。有一天來了兩個代表日本陸軍的北京駐在武官高橋坦（陸大38期）和天津駐屯軍參謀長酒井隆。這兩個日本軍人，把端上來的茶點撥到一邊，“沙”的一聲就抽出軍刀對準了何應欽，惡狠狠地瞪著何應欽高叫著要他同意協定。
重體麵，尊禮儀的中國將軍們這時候應該是這麼痛苦啊。這是黃郛流著眼淚說的。”
所以在戰後槍決戰犯酒井隆的第二天，南京各大報在第一版都是戰犯下場的大幅照片。
6月27日，這次是關東軍搞了一個“土肥原——秦德純協定”，逼著宋哲元退出熱河。
需要指出，這兩個“協定”都是沒有成文文本的，僅僅是逼著中方給出同意日軍要求的信件而已。
7．7盧溝橋事變，就是這樣一步一步地走過來的。
有一類戰犯叫“參謀”（三十三）
盧溝橋事變的前一年，在日本曆史上是很重要的一年。一開年就是“2.26事件”，岡田內閣倒台，接下來的是廣田弘毅受命組閣。據說原來是想讓近衛文麿組閣的，但是近衛推病拒絕受命。廣田隻好出來組閣，這一組就把他自己給組上了絞架。
廣田一開始提出來的閣僚名單，受到軍部的堅決反對，說都是一幫子右派人士，不行。軍部反對主要是外相候選人吉田茂（後來是戰後日本的第一任首相，也是現任外相麻生太郎的姥爺），但當時“軍部大臣現役製”已被廢除，光靠不派陸軍大臣還卡不住廣田。怎麼辦？
軍部就來了個霸王硬上弓，關東軍第二課課長武藤章大佐和陸軍省軍事科長山下奉文大佐就挎著軍刀在組閣本部所在的外相官邸的走廊裏走來走去，全副武裝的憲兵包圍了整個外相官邸。今天你不讓咱哥們爽了，你也就別想爽。
這個後來被稱為“馬來之虎”而讓英國人談之色變的山下奉文大將是陸大28期軍刀組的，他做得最牛的一件事是對英國遠東軍司令官帕西瓦爾中將談判時說的“Yes or No”——到底是投降還是不投降？後來作為乙級戰犯於1946年2月23日在馬尼拉被絞死，其中很大因素是這句話——威脅戰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