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父親到北京做了幾年“新聞苦力”，後來在《世界晚報》、《世界日報》主編副刊《夜光》和《明珠》。他招聘了一批有才華的撰稿人，被新聞界和讀者戲稱為“明珠黨”。
1919年的秋天，父親辭去了蕪湖《皖江報》的工作，雖然他獲得了很大的成功，盡管報社主人再三挽留，他還是想去學習和見世麵。於是當掉了皮袍，向一位賣紙煙的桂家老伯借了10塊錢，就搭了津浦車北上，到了那一心向往的北京。
北京的九、十月是一年當中最好的季節，所謂“己涼天氣未寒時”，不冷不熱，無風無土，水果飄香，楓葉染丹，父親一下車就喜歡上了北京，在事隔30年後，他還清晰地記得第一眼的印象：“天色已經黑了，前門樓的偉大建築，小胡同的矮房，帶著白紙燈籠的騾車，給我江南人一個極深刻的印象。”當晚，父親住進宣外大街一家安徽會館。“會館”原是各省市同鄉會為進京舉子會試而設的免費“招待所”，民國後，變成為流落在京候差、找差人士不要錢的同鄉公寓，並有為單身住宿者提供的廉價夥食。
翌日，由同鄉王夫三先生引薦，父親認識了上海《時事新報》駐京記者秦墨哂先生，秦先生歡迎父親到他那裏工作，不過月薪很低，隻有10元，父親初來乍到，不是為了錢，就欣然同意了。一言敲定，先借給了父親一個月的工資，他交付了會館裏的夥食費，又寄還了桂家老伯借給他的錢。萬事開頭難，這個“頭”還不錯，父親心裏著實高興，一高興，就做出了一件出人意料的事。這時，正值“民國三大賢”梅（蘭芳）、楊（小樓）、餘（叔岩）聯袂演出，這可是千載難逢的好機會，於是他在當日晚上，把他全部家當僅有的1元錢，買了戲票，去聽梅、楊、餘的戲，這件“傾襄豪舉”，是他引為平生得意之事，到了晚年，還笑嗬嗬常常提起。另有一件遺憾的事，也與京劇有關。他非常想一睹被梁啟超譽為“四海一人譚鑫培”的表演風采。父親在上海時，正好譚氏也在申演出，但是父親一文不名，連吃飯都成問題，哪裏有錢去買戲票。等到了北京，譚氏已作古3年，終是未能欣賞到譚鑫培的藝術，父親為此抱憾不己。說起京戲，還有一件事，讓我永不能忘。1958年，梅蘭芳先生率團在京演出，那時買一張梅蘭芳的戲票，是難上加難，我好不容易托人買到了戲票，興衝衝回家，讓父親去看，我想他一定會喜出望外，但出乎意料的是，父親說他不想去，讓家裏人去吧；我告訴他，這戲票是千難萬難，特意買給他的。父親的回答是：“梅蘭芳己經是60多歲的老頭子，再演小姑娘恐怕是不適宜的了，我要留一個美好的梅蘭芳在腦子裏，所以就不要看了。”父親的話先是讓我訝異，後是深深地感動了我，沒有想到父親對美的追求是這樣的嚴格，這樣的認真，對他來說，美是神聖的，要求是美的極致，不能有一絲一毫的貶損，父親一個不經意的舉動，既讓我受到震撼，也讓我受到教育！
父親到北京，原來是想到北京大學去學習，但是先必須解決糊口的問題，所以隻有先工作。他初到北京，薪水微薄，舉目無親，工作之餘，就在會館裏悶頭讀書，他那時正攻讀《詞學大全》，興之所至，也會照譜填一闋，這些詞隻是抒發自己的感觸，並不是為了發表，長調小令都有，填過就丟，自己也不保留。一天，父親正在填一闋《念奴嬌》，同鄉方竟舟先生來訪，隨手把這闋詞拿走了，父親並不在意，過後就忘。不料事隔三四天，那位方先生突然又作不速之客，進門就說，那闋《念奴嬌》被一位朋友看到了，他讀了“十年湖海，問歸囊，除是一肩風月……”之句，大為傾倒，讀其詞，而心儀其人，非常想見父親，所言的這位朋友就是成舍我，兩人一見如故，從此合作多年，被人讚為珠聯璧合的搭檔，成先生後來成為報業巨子。
成舍我和父親相識後，要父親到他任總編輯的北京《益世報》去幫忙，父親很高興地答應了。父親進了《益世報》，因為成舍我也喜愛詩詞，做學生時總愛搖頭晃腦琢章雕句，所以得了“搖頭先生”雅號，兩個所好相投，唱和聯句，往往通宵達旦。以後父親又兼了其他報社之職，用父親自己的話說做了“新聞苦力”，他既無工夫，也無機緣去搞喜愛的文藝，這樣過了5年，曆史來了個轉折，他的人生之旅也拐了個大彎！1924年，成舍我籌到了一筆資金，他要幹一番大事業，他知道隻有張恨水才能幫助他完成這個壯舉，於是他要父親辭去一切工作，幫他創立北京《世界晚報》，要父親負責文藝副刊，這是父親喜好的工作，不禁見獵心喜，就毫無條件地欣然應諾了。
1924年4月1日，北京《世界晚報》正式創刊了，報館設在西單手帕胡同35號。因為資本少，人手自然就少。成舍我隻約了父親和龔德柏兩位編輯，龔先生也是辦報高手，素有“龔大炮”之稱；而做報紙發行及企業管理工作的，則是成舍我北大同學吳範寰先生。他們當時都是未滿30歲的青年，“為自己辦報”，是多年的心願，所以一心一意投入工作，編輯部充滿了生機與朝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