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靠半生硯田收入所得辦起《南京人報》，他當不拿薪水的社長，朋友為他報告新聞、寫社論不要錢，編采人員也都不計工薪多少。就是這張沒有老板的“夥計報”，成了南京人最喜愛的報紙。
父親從1919年到1935年的10多年裏，一直居住在北京，他深深地愛上了北京，愛它的曆史文化，愛它的民俗風情，也愛它最適宜人居住的城市環境，所以他把北京視作第二故鄉。
自從來到了上海後，他過不慣十裏洋場的生活，喧囂雜亂的大都會，紛紛擾擾的商業競爭，都與他的情趣大相徑庭，最使他不舒服的，雖然國事日緊，那些達官貴人依然紙醉金迷，縱情享樂，父親認為上海絕非久留之地，但是哪裏又是棲身的所在呢？
正在父親躊躇不定的時候，張友鸞也正在上海，他極力慫恿父親到南京去，並且在南京自辦報紙。南京也是父親喜歡的城市之一，他認為在江南，隻有南京與北平相似，不僅是六朝古都，而且有龍蟠虎踞之勝，還有悠久的曆史文化，所謂“賣菜翁都有煙水氣”，父親決定遷居南京，至於是否自己辦報，他一時還拿不定主意，但是在友鸞叔的多方敦促下，父親認為，用自己的稿費來辦報，這是個創舉，而且所需要的錢也不多，自己尚有這個能力，終於是在友鸞叔的如簧之舌鼓動下，見獵心喜，決定在南京辦報。原來父親攢下幾個錢，是打算在南京近郊買點地，蓋幾間簡陋的房子，住在農村，寫書課子，種菜養花，終老是鄉。母親打趣他是“書呆子的一廂情願”，休要說是戰火迫近，就是承平之時，也無法找到“桃花源”。父親自己在《寫作生涯回憶》中說：“我私人積蓄，還有四五千元”，“經過兩個月的籌備，我約共拿出了四千元，在中正路租下了兩幢小洋樓（後來擴充為三幢），先後買了四部平版機，在《立報》鑄了幾副鉛字，就開起張來，報名是《南京人報》。”於1936年4月8日正式發行。事出意料，《南京人報》一炮打響，由於父親名字的巨大號召力，在不足100萬人口的南京市，《南京人報》出版的第一天，就銷到了15000份，這在當時是個震撼報界“破紀錄”的新聞！
需要說明的是，當時私人辦報，大部分都有經濟靠山，接受這些“後台”的津貼，當然，也要為這些後台“說話”。而《南京人報》則不接受任何“經援”，也沒有任何後台，完全是父親自己半生硯田收入所得，傾其所有，辦此一報。由於“北華美專”和《南京人報》的開辦，父親囊中己是空空如也！所以當南京淪陷前，父親隻身入川，隻有一個柳提箱為伴。友鸞叔後來在回憶中說：“真正用自己勞動得來的血汗錢來辦報的，在我的記憶中，除了他還沒有第二個。”
《南京人報》是一份小型報紙，資金不足，規模不大，但人才濟濟。父親任社長，兼編副刊《南華經》：友鸞叔任副社長兼經理；張萍廬先生編副刊《戲劇》；遠在北平的張友漁先生，則無條件地為報紙寫社論；盛世強先生在北平打長途電話報告新聞。尤為難能可貴的是，這些父執的工作，大都是盡義務，是不要錢的。真誠的友誼和無私的幫助，使父親深受感動。因為如此，《南京人報》的編采人員，也都不計工薪的多少。父親固然是賣了老命，友鸞叔和全體同仁都使出了吃奶的力氣，所以《南京人報》辦得有聲有色，成了南京人最喜愛的報紙！
我要說明的是，父親在《南京人報》是不拿薪水的，編副刊也是盡義務是沒有任何報酬的，父親自己說：“因為有個奢望，希望報業發達了再分紅，自己作誅心之論吧，乃是‘欲取姑予’。”所以在南京報界，《南京人報》被稱為“夥計報”，因為根本就沒有老板！
《南京人報》是“夥計報”，所以編輯部充滿著和睦、友愛和朝氣，因為大家都是夥計，也都是老板，工作之餘，彼此之間互做“公東”，到夫子廟或大三元酒家聚會，或是到後湖劃船聯句和詩，由於這種聚會是大家互請，生麵別開，就吸引了不少“編外”人士參加，如盧冀野、易君左、潘伯鷹、葉古紅等先生，不請自來，使聚會充滿了詩情雅韻，在南京城裏是頗有影響的。素有江南才子之稱的盧冀野叔，是民初曲學泰鬥吳梅（瞿安）先生的得意弟子，能歌善飲，三杯酒下肚，拍曲清歌，長嘯不已，尤愛唱《醉打山門》，盧先生出口成章，散曲、套曲都寫得極好，撰有《雙紅蓉詩集》。他17歲大學畢業，19歲就成了大學教授，著名作家周而複先生便是他的學生，冀野叔取“周而複始”之意，給周先生改名周而複。在北京時父親和吳梅先生時有往還，到了南京和冀野叔更成了文字至交，經常在一起吟詩聯句，唱和度曲。冀野叔固然是詩酒風流，但卻是一個大黑肚子，難怪在國事艱難的抗日時期，有人撰文調侃他說：“說他是大學教授，這個時候，未免要嫌太胖了；說他是銀行經理，又不幸多了點‘書卷氣’。不但能夠支持民族詩壇，也能夠搶上公共汽車。”
易君左先生也是父親的詩友，是清末民初大詩人易哭庵先生的哲嗣，易哭庵與樊樊山是一時瑜亮，成為清末民初的詩壇祭灑。易哭庵先生名噪一時的長歌《天橋曲》，其中的“滿眼哀鴻自歌舞，聽歌人亦是哀鴻”及“自見天橋馮鳳喜，不辭日日走天橋”之句，早是傳播於京師眾人之口。易君左先生自是家學源淵，他原名“易家鉞”，“五四”時期，“易家鉞”三字，在北京大學及京師，是名噪一時的。易君左先生任揚州教育署署長時，曾因一篇《閑話揚州》文章，引起揚州市民不滿，惹起一場軒然大波！有人曾把他的名字和林森（子超）的名字，隻添了一個字，成了一副渾成工穩，妙趣天成的絕對：
易君左矣
林子超然
盡管易君並不左，林子不超然，但此聯一出，無不為之如出天籟而叫絕！易君左先生有詩歌兼小說集《西子湖邊》，我少年時曾捧讀過，惜年代久遠，除書名外，內容都己不複記憶。父親從上海移居南京時，曾在葉古紅先生家度除夕，母親和葉夫人魏新綠先生均作天津女兒裝，各著一襲紅袍，父親高興感慨之餘，曾有句：“已無餘力憂天下，隻把微醺度歲閑”，易君左先生讀後，喜而和而至再。
葉古紅先生業中醫，但卻喜歡和文人往還，自己也喜歡做詩填詞，故張慧劍叔稱他為“詩醫”，醫上冠之以“詩”，朋友們都認為是慧劍叔謔而不虐的調侃，但葉古紅先生卻笑而納之，居之自喜，他和父親是好友，而他的夫人魏新綠先生是母親的好友，魏先生是南京名票，不僅梅派青衣唱得好，而且老生戲也是唱作俱佳，在南京不時粉墨登場，內外行都稱道不已。解放初期，魏先生以稚青女士的藝名在上海廣播電台教唱京戲。後來葉古紅先生病逝，父親想起他們的友誼，悲悼不已。父親原來曾答應給葉先生畫一幅紅葉長軸，但由於忙，一直未能兌現。葉死後，父親想起來就感到歉疚，為了實現承諾，父親精心畫了一張紅葉圖，約了萍廬、慧劍二先生（都是古紅先生好友），去共同憑吊，學古人季子掛劍之意，焚其畫於葉墓前，以踐前約。父親後來還特意寫了一篇文章，追念此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