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陽明是晉代書法家王羲之的嫡傳遠孫。這不禁讓人會心一笑：王羲之的這一筆，實在拖延得相當漂亮。
王陽明寫字也學他的遠祖筆意。我曾為計文淵先生編的《王陽明書法集》寫過序言，但有一點內心嘀咕卻沒有寫到序言中去，那就是：他那麼會打仗，為什麼在筆力上卻比他的遠祖柔弱得多？相反，他的遠祖雖然頂著一個軍事名號，多少年來一直被叫做“右軍”、“右軍”的，卻毫無軍事才能方麵的佐證，隻是強大在筆墨間。難道，這是一種拖欠了一千多年的雙向戲謔和雙向補償？
明朝是在王陽明去世一百一十五年之後滅亡的。又過了八十年，已是清朝康熙年間，一些知識分子反思明朝滅亡的教訓，把目光集中到高層文化人的生態和心態之上，重新發現了王陽明的價值。當時的朝廷知識分子李光地說，如果早一點有王陽明，不僅朱棣的“靖難之役”成不了，而且嶽飛也不會被“十二道金牌”召回。王陽明這樣的“一代賢豪”有膽略，有智慧，有執行力，在絕大多數高層文化人中顯得孤峰獨傲。
那麼，明代的絕大多數高層文化人是什麼樣的呢？李光地以最有氣節的方孝孺作為分析對象。方孝孺一直被世人看做是曠世賢達、國家智囊，但當危機發生，要他籌謀，隻見每一步都錯。大家這才發現他才廣意高，好說大話，完全無法麵對實情；但發現時已經來不及了，他所擁戴的朝廷和他自己頃刻一起敗亡。
明代高層文化人的生態，被概括為一副對聯：“無事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也就是大家都在無聊中等死，希望在一死之間表現出自己是個忠臣，是個英烈。平時即便不袖手旁觀，最關心的也是朝廷裏邊人事爭逐的一些細節，而且最願意為這些細節沒完沒了地辯論。有時好像也有直言抗上的勇氣，但直言的內容、抗上的理由，往往瑣碎得不值一提，甚至比皇帝還要迂腐昏聵。
筆鋒犀利的清初學者傅山更是尖銳指出，這種喜歡高談闊論又毫無用處的文化人恰恰是長久以來養成的奴性的產物，因此隻能稱之為“奴儒”。他說，“奴儒”的特點是身陷溝渠而自以為大，隻靠前人一句半句注釋而自稱“有本之學”；見了世間事物無所感覺，平日隻講大話空話，一見別人有所作為便用各種大帽子予以扼殺。傅山實在恨透了這麼一大幫子人，不禁破口大罵，說他們是咬齧別人腳後跟的貨色。
相比之下，更深刻的是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唐甄這些文化思想家。他們不約而同地看出了中華文明種種禍害的最終根源是專製君主，是那些“獨夫”，因此號召文化人把人人應該盡責的“天下”與一家一姓的王朝嚴格區別開來，不要混淆。一家一姓的興亡，隻是私事；天下民眾的生死，才是公事。
這一些思想，是對明朝以來實行的極權統治和文化專製的否定。可惜的是，清朝並沒有聽他們的，比明朝有過之而無不及。而這些文化思想家自身也想不出自己還能做什麼。
這些文化思想家同樣係統地反思了中國儒家知識分子的集體病症。黃宗羲說，儒家學說本來是經天緯地的，後世儒者卻隻拿著一些語錄做一些問答，就頂著一個虛名出來欺世了。他們把做生意的人說成是“聚斂”，把做實務的人說成是“粗材”，把隨興讀點書、寫點文章的人說成是“玩物喪誌”，把關注政事的人說成是“俗吏”。那他們自己呢？一直以什麼“為生民立極，為天地立心，為萬世開太平”這類高調掌控天下視聽。但是，一旦真的有事要他們報效國家，他們則“蒙然張口，如坐雲霧”。這樣的情況一再發生，給世人造成一個明確的印象，那就是，真正要建功立業必須走別的門路，與儒者無關。
這又一次觸及了儒學在明末清初時的社會形象。
與李光地不一樣，這些文化思想家對朱熹、王陽明也有很多批評，認為他們的學說耗費了很多人的精力，卻無救於社會弊病。因此他們希望中國文化能夠擺脫空泛，增加“經世實學”的成分。
遺憾的是，究竟是什麼樣的“經世實學”，他們也不清楚。他們像一群隻會把脈卻不會配藥的醫生，因此內心最為鬱悶。
四
本來，明代有過一些大呼大吸，是足以釋放鬱悶的。例如，十五世紀初期的鄭和下西洋，十六世紀晚期的歐洲傳教士利瑪竇來華。這樣的事情，本來有可能改變中華文明的素質，進一步走向強健，但中華文明的傳統力量太強硬了，它終於以農耕文明加遊牧文明的立場避過了海洋文明，也在半推半就的延岩中放過了歐洲文明。這種幾乎是必然的選擇，使明清兩代陷於保守和落後的泥潭，嚴重地傷害了中華文明的生命力。
我曾經在鄭和的出發地江蘇瀏河鎮勞動過很久，又曾經在利瑪竇的中國友人徐光啟的墓地附近長期居住。每當傍晚徘徊，總是感慨萬千。
我踢著江邊的泥塊想，鄭和的起點本來有可能成為一段曆史的起點。如果真是這樣，那麼，我們的曆史和我們自己都將會是另外一個麵貌。但是，等鄭和最後一次回來，這個碼頭也就封了。封住的當然不僅僅是碼頭，還有更多更多的東西，多得一時算不過來。
在徐光啟墓地，我想得就更多了。十七世紀的第一個春天，徐光啟在南京見到利瑪竇，後來在北京兩人成為密友，不僅一起翻譯了《幾何學原本》，而且徐光啟成了天主教徒，利瑪竇也更深入地了解了中國文化。他們的友誼使人想到，中華文明和歐洲文明本來也可以避開戰爭走一條和平之路的，卻偏偏走了岔道。
鴉片戰爭後英國人和其他列強占據上海，驚訝地發現有一處居民一直過著天主教徒的生活，那便是徐光啟後代聚居的徐家彙。於是，列強們也就在那裏造教堂，辦氣象台和圖書館了。徐家彙成了中華文明和歐洲文明幾度相遇的悲愴見證地，默默訴說著中國曆史的另一種可能。
雖然事隔好幾百年，我還是感到鬱悶，由此可以推斷當時的社會鬱悶會達到什麼程度。
五
比較有效地排解了鬱悶的，倒是在民間。
明清兩代的小說、戲劇都比較發達。嚴格說來，它們原先都是民間藝術。民間，給暮氣沉沉的明清文壇帶來了巨大的創造力。
幾部小說，先是由幾代民間說書藝人說出來的，後來經過文人加工，成為較完整的文本。這些說書藝人，在不經意間彌補了中國文化缺少早期史詩、缺少長篇敘事功能的不足。這是真正的大事，至於具體哪部小說的內容和形式如何，不重要。
中國文化長期以來缺少長篇敘事功能，而是強於抒情，強於散論，強於短篇敘事。這種審美偏仄曆久不變，反映了中華民族的心理結構。我們有時會用“寫意風格”、“散點透視”、“拒絕沉陷”來讚揚，有時也免不了會用“片斷邏輯”、“短程關照”、“即時抒發”來垢病。但是，這種幾乎與生俱來的審美偏仄，居然在民間說書藝人那裏獲得了重大改變。
他們由於需要每天維係不同聽眾的興趣，因此不得不切切實實地設置懸念、伸拓張力，並時時刻刻從現場反饋中進行調整。於是，他們在審美前沿快速地建立了長篇敘事功能。
從《三國演義》、《水滸傳》到《西遊記》，都是在做一種不自覺的文體試驗。《三國演義》解決了長篇敘事的宏偉結構，順便寫出了幾個讓人不容易忘記的人物，如曹操、諸葛亮、周瑜。《水滸傳》寫人物就不是順便的了，而是成了主要試驗項目，一連串人物的命運深深地嵌入人們的記憶，使長篇敘事功能擁有了一個著力點。《西遊記》的試驗在前麵兩部作品的基礎上大大放鬆，尋求一種寓言幽默，而呈現的方式，則是以固定少數幾個易辨角色來麵對不斷拉動的近似場景，十分節儉。
這幾種文體試驗互不重複，步步推進，十分可喜，但在中國畢竟是一種草創，還無法要求它們在思想內容上有什麼特別的亮點。
在創作狀態上，這幾部小說也有一個逐步提高的過程。相比之下，《三國演義》稚嫩一點，還緊捏著曆史的拐杖鬆不開手。到《水滸傳》，已經學會把人物性格當做拐杖了。隻可惜，結構的力度隻夠上山，上了山就找不到一個響亮的結尾了。《西遊記》更不在乎曆史，活潑放任，缺點是重複太多，伸展的力量畢竟有限。
這些試驗，竟然直接呼喚出了《紅樓夢》，真是奇跡。中國文化不是剛剛擁有長篇敘事功能嗎，怎麼轉眼間就完成了稀世傑作？
《紅樓夢》是不應該與前麵三部小說一起並列為“四大古典小說”的，因為這太不公平——不是對《紅樓夢》不公平，而是對另外三部不公平。它們是通向頂峰途中的幾個路標性的山頭，從來也沒有想過要與頂峰平起平坐，何苦硬要拉扯在一起？這就像把莎士比亞之前的三個劇作家與莎士比亞放在一起統稱為“四大家”，把歌德之前的三個詩人與歌德放在一起統稱為“四詩人”，顯然會讓那些人尷尬。
《紅樓夢》的最大魅力，是全方位地超越曆史表象和人生表象，探詢人性美的存在狀態和幻滅過程。
圍繞著這個核心，又派生一係列重要的美學課題。例如：兩個顯然沒有為婚姻生活作任何心理準備的男女，能投入最驚心動魄的戀愛嗎？如果能，那麼，婚姻和戀愛究竟哪一頭是虛空的？如果都是，那麼，比之於世事滄桑、盛極而衰，是否還有一種虛空值得緬懷？緬懷與出家是否抵牾？白茫茫雪地上的猩紅袈裟是否還能留存紅塵幻影？天地之間難道終究什麼也不剩？